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廣大人民群眾始終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剛剛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在代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所作的報告中鮮明指出：“要堅定不移反對腐敗，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始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是黨和人民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最基本要求，是端正黨風、政風和民風的關鍵，是始終保持和發展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的重要保證。當前，在全黨深入開展以“保持黨的純潔性，迎接黨的十八大”為主題的教育實踐活動之際，深入了解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現狀，分析其存在的突出問題及成因，提出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與對策，對于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在喜迎黨的十八大隆重召開之際，我們先后到合肥、馬鞍山和阜陽等市，針對當前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突出問題

年來，各級黨委、政府和紀檢機關深入貫徹反腐倡廉戰略方針，堅持教育與管理相結合，圍繞貫徹落實中央和我省廉潔從政各項規定，抓住領導干部廉潔從政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開展專項治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和成效。但在調研中我們也了解到，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一些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問題呈現出違規違紀手段越來越隱蔽、不廉潔行為領域越來越擴大、貪腐集團化傾向越來越嚴重、查處難度越來越增大的發展態勢，嚴重影響著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與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求是背道而馳的，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職務消費中的奢侈浪費現象愈演愈烈。大家普遍反映，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的職務消費長期由財政包攬，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在職務消費中存在奢侈浪費、以權謀私、貪污侵占等消極腐敗現象。單位之間、上下級之間、同學朋友親屬之間用公款相互請吃請喝，你來我往，“吃請之風”在一些地方仍比較嚴重;少數領導干部攜公款出入各種賓館和娛樂場所，洗腳、按摩、唱歌、跳舞，尤其是會員制消費式的“玩樂之風”逐漸盛行;少數領導干部在公務接待、公務用車、辦公用品上講派頭、擺闊氣，“攀比之風”比較盛行;少數領導干部喜好玩帶有彩頭的賭博，嗜賭成性，玩物喪志。群眾將這些現象戲說為“晚上打牌辛辛苦苦，早上起來迷迷糊糊，上班工作馬馬虎虎，一門心著碰胡”，“抽煙一聞知偽劣、喝酒一抿知好壞、麻將一摸明順點、工作一問三不知”。

收受“紅包”和有價證券的違紀行為屢禁不止。年來，各級黨委、政府和紀檢機關對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的問題比較重視，開展了相應的專項清理，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少數領導干部仍把權力作為自己撈錢的工具，利用婚喪嫁娶、逢年過節、生病住院等機會違反規定收受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有的領導干部不顧黨組織三令五申，巧立名目，大操大辦紅白喜事，借機斂財，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影響;有的逢年過節收受老板和大款拜年的“紅包”、下屬拜年的有價購物卡(IC卡)或銀行信用卡、各種“購物券”和“代幣券”等，少則數百元，多則數千元;有的利用自己或親屬生病住院、子女升學或結婚、父母喪事等機會收受“紅包”、有價證券等，借機斂財。

權力腐敗形式花樣繁多。一是腐敗領域擴大。腐敗現象由資金密集領域和權力集中部門逐步向“清水衙門”滲透，不僅土地開發領域案件頻發，政法、教育系統違紀案件高發，環保、質監、安監、藥監、城管執法等部門的腐敗問題也呈現易發多發態勢。二是腐敗手段狡詐。有的以提供有償中介服務的形式，收受高額“顧問費”、“咨詢費”、“評審費”、“鑒定驗收費”;有的由過去單純對消費資料的非法占有，轉化成對企業資產的非法占有，直接收受投資股份，以獲取投資收益，然后通過“漂白”等手段將非法所得合法化。三是復合型腐敗案件居高不下。從幾年我省查處的領導干部腐敗案件看，都是集政治上蛻變、經濟上貪婪、生活上腐化于一體。一些腐敗分子濫用公共資源和行政權力，吸引特定關系人、家庭成員和身邊工作人員共同參與，或夫妻聯手，或父子(女)同謀，或與他人結盟，以權力作后盾，互相照應，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形成“裙帶式”的利益同盟，涉案金額大，參與人員多，性質惡劣，危害極大。四是邊緣腐敗現象比較突出。有的占用、出租農田，群眾得不到相應的補助;有的濫用強制手段，強拆強遷，貪污挪用補償費用。

權力期權化現象日益凸現。權力期權化是指將權力逐漸向時間尋租擴張，用權力和將來的利益做交易。有的領導干部在任時為企業、他人謀利，借以離職后在創業、安排子女和親戚就業等方面獲得利益，而后位的領導干部則因種種原因，聽之任之，甚至主動提供方便。[1]有的在位時為企業謀利，辭職或退休后到企業“高薪打工”，領著每年十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的干薪。阜陽市一家旅游公司用高額利潤分成，聘請三區和市直兩年退休下來的一些領導干部，利用其長期積累的“人脈關系”，到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找領導、拉關系、跑門子，為旅游公司攬業務，以獲取高額回報。有的離職或退休前在要害部門培植、安插親信，自己退出權力中心后，仍能享受權力帶來的各種方便和好處。[2]這種腐敗行為，由于不直接涉及金錢，權力尋租交易地點不確定，時間和空間有較大延伸，查處時取證難，反腐難度大，已成為棘手的新難題。 　　干部選拔任用上的不正之風依然存在。年來，雖然中央和地方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但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少數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違背黨的干部政策，違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按標準選拔任用干部的問題。這一問題集中體現在選人用人上不看政績看關系，用什么人個人說了算，把個人意見凌駕于組織之上，從而導致一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得不到尊敬和重用，庸碌怠惰的人、當官不作為的人、干事不稱職的人卻有市場，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現象時有發生。

一些領導干部工作作風問題不容忽視。有的對工作麻木不仁，冷淡厭煩，責任心不強，工作標準要求不高，攀比待遇，意志消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慣于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有的觀念陳舊，解放程度不夠，開拓創新意識不強，對事業沒有理想信念，對工作沒有目標追求。有的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衙門作風，向下發文和布置任務多，深入基層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少。有的急功利，做表面文章，說空話、假話和套話，在匯報工作時夸大成績，隱瞞問題，報喜不報憂，上報各類統計數據時隨意擴大或縮小，騙取榮譽和地位。有的在其位不謀其政，忙于走上層路線，身離領導了，心離群眾遠了。

二、問題成因

當前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上存在問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環境影響，也有自身放松自律要求;既有干部監督管理上的失控，也有教育宣傳上的失誤。

外部環境的影響。從國內看，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各種文化的碰撞、沖突，出現價值多元、信仰危機、社會失范。這對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侵蝕了一些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他們逐漸滋長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在不知不覺中走向腐化、墮落。從國際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國際敵對勢力利用各種途徑加緊對我國進行文化滲透，某些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對黨員領導干部的影響也日益嚴重，一些不良現象受到社會推崇，一些違規違紀行為被捧為有“能耐”和“本事”。當前，腐蝕與反腐蝕的斗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復雜和激烈，“燈紅酒綠”的侵蝕比“糖衣炮彈”的攻擊更具隱蔽性、誘惑性、復雜性，讓人不易辨別。如通過不起眼的生活小事，請吃飯、外出度假、旅游，進行長期的“感情投資”，逐步引人上鉤;通過宴飲嬉樂等手段，滿足一些人講排場、比闊氣的心理，刺激一些人不健康、不正當的欲望，引誘一些人對“燈紅酒綠”現象從認同、向往、迎合，進而走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深淵。[3]

一些領導干部放松自律要求。從幾年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看，領導干部之所以出現不廉潔行為，關鍵在于他們自身出了問題。一是理想信念動搖。有的領導干部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科學信風水;有的懷疑、質疑甚至詬病共產主義理想，講共產主義理想底氣不足、腰板不硬;有的理論素養不高，明辨是非能力不強，時又不注意學習，不注重黨性鍛煉和改造，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嚴重扭曲，意志衰退、精神空虛，只圖實惠、欲望膨脹。二是不良心理作祟。有的領導干部存在失衡心理，看到一些“大款”揮金如土，包養情婦，花天酒地，心理不衡，面對種種誘惑難以沉住氣、穩住神，最終被欲望所支配，走上違紀違法的道路。有的擁有尋租心理，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信條，認為權力是有價值的，是可以像商品一樣用來尋租獲利的，對送上門的“承租者”來者不拒，甚至伸手索要，最終走上不歸之路。有的抱著僥幸心理，對自己的違紀違法問題沒有清醒認識，反而認為自己手段很高明和隱蔽，不會被發現;有的覺得送錢的人都是“自己人”，不會出賣自己;有的認為收受他人賄賂，別人不知道，即使被查，只要不說就能蒙混過關。三是內控能力不強。在現代經濟活動中，有的領導干部不能嚴于律己做人、做事，不能做到慎微、慎獨、慎欲和慎情，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社會角色、手中權力和利害得失問題，自我控制能力較弱。

監管機制不完善。監督管理失控是領導干部不廉潔行為泛濫的重要原因。一是監督體系不完善，監督主體過多，猶如“龍多不治水”。一方面，黨務政務公開不到位，信息不對稱，人民群眾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另一方面，盡管實行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廉政檔案、述職述廉等制度，但操作性不強，難以及時發現領導干部“生活圈”、“社交圈”方面的問題并實施有效監督。此外，監督主體過多，在實施監督制約的過程中，各監督主體雖各有其監督制約重點，但因各監督機構缺乏明確的職責分工和協調配合的規范體系，出現了誰都去監督、又都監督不到位的現象。二是制度執行力弱化，一些制度成了掛在墻上、說在嘴上、編進書中的“擺設”。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制定出臺了不少領導干部教育管理制度，但是，有的制度過于原則寬泛，缺乏針對性，有的制度缺少具體實施措施，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制度缺乏系統性、配套性，因而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和落實，致使執行力層層遞減的現象普遍存在，領導干部行為得不到應有的約束和限制。三是查處不力，懲處不嚴，一些領導干部不廉潔行為成為民不告、官不究的“小節”。對于一些領導干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車私用、鋪張浪費、參與賭博等沒有造成惡劣影響的行為，一些執法執紀部門不重視查處，或者重查輕處，沒有起到真正的震懾作用。故而一些領導干部大法不犯，小錯不斷，有恃無恐，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一些地方和單位選人用人把關不嚴。主要是有的地方和單位的領導干部認識不到位，不重視《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學習和宣傳，對《條例》規定略知一二，掌握不透，把握不準，不能嚴格按程序辦事，從而造成了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不規范。有的地方和單位選拔干部的視野不寬、渠道不暢，往往是由少數人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考核任用工作公開化程度不高。有的地方和單位在選拔考察對象的確定上重組織意圖、領導意志，輕群眾意愿;在用人決策上，不廣泛聽取意見，尤其忽視組織部門的考察意見。有的地方和單位在選人用人上，缺乏對黨政“一把手”的合理制約和有效監督，常常出現臨時動議、封官許愿、憑個人好惡、親疏用人，搞小圈子甚至買官賣官的現象。正是由于選人用人把關不嚴，一些干部多年帶“腐”在崗，邊“腐”邊提，提拔不久就“落馬”。 　　宣傳教育過于形式化。一些黨政領導干部對廉潔自律宣傳教育工作的基礎性作用缺乏正確認識，認為廉潔自律宣傳教育是紀檢監察部門的事，是一項“軟任務”、“虛工作”，不如查辦案件處分人收效大，表面上做得轟轟烈烈，實際上抓而不緊，落實不力。當前，宣傳教育的主題內容繁多，更換頻繁，先進典型唱高調的多，示范、激勵和引導教育作用發揮不夠，反面典型深刻剖析的少，提醒、警示和震懾作用顯得無力，教育效果不明顯;宣傳教育方式方法陳舊單一，創新不夠，仍以灌輸式、說教式為主，貼基層、貼群眾、貼實際的宣傳教育形式偏少，在入腦入耳入心、真學實用上仍有差距，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此外，這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與文化宣傳、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的聯系較少，教育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大宣教”機制未真正建成，沒有形成紀檢監察機關組織協調，黨政齊抓共管、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合力。

三、對策思考

針對上述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我們認為，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促進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需要按照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反腐倡廉建設新要求，著力在教育、建制、監管、預防等環節上下功夫。

廉潔從政教育是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治本之策。要努力把握領導干部活動的特點和規律，充實教育內容，創新教育形式，拓展教育渠道，以治本為主，做好超前防范，不斷增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在教育內容上，要強化加強理想信念、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的教育，強化法治觀念和道德觀念的教育，抓好黨紀條規教育，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不斷提高各級干部的情操，切實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執行廉政規定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在教育對象上，要突出黨政領導干部這個重點，進行做人知廉恥、做事知廉潔、做官知廉政的“三廉教育”，建立嚴格的干部教育管理規范，實行教育報告、考察、考核等制度，在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下，整合紀委、組織部門、宣傳部門、黨校以及新聞單位等部門的力量，形成縱橫交錯的教育網絡，發揮教育工作的整體優勢。在教育方式上，要實行廉政教育與政治教育、正面典型教育與案例警示教育、常規防范教育和專項教育相結合，形成濃厚的廉潔自律教育氛圍。在教育方法上，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對苗頭性問題，早打招呼，教育在前，把違紀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對傾向性問題，研究措施，防范在前，把問題解決在成形之前。對普遍性問題，要制定措施，堵住漏洞，防止問題再度發生，力求警鐘長鳴，防患于未然。

完善和創新制度是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關鍵所在。要形成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的局面，從源頭上遏制不廉潔行為的發生。要完善現有的制度，根據形勢變化，著力在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家庭廉潔承諾制度、重大事項報告制度、收入申報制度、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制度執行工作責任制度等方面進行制度創新。創新的制度要政策分明、界線清楚，強化剛性、減少柔性，盡量不出現“不準”、“禁止”、“應該”等模糊字眼，以減少實際操作中的彈性和隨意性。要進一步完善《公務員法》等法律法規，建立詳細的離職領導干部從業限制與職業回避制度，規范領導干部離退休后返聘的監管制度，加大打擊領導干部權力期權化的力度，不讓“期權”成為腐敗的“避風港”。要強化廉政法規和規章制度的執行力，當前尤其要認真落實領導干部不準收送現金、有價證券的規定，堅決糾正以各種名義用公款大吃大喝和高消費娛樂的歪風，通過專項檢查、隨機抽查、定點暗訪等方式，嚴肅查處違反規定的各種交際性和交易性公款宴請，從嚴規范公務接待行為，堅決糾正領導干部超標準配備小汽車等問題。要加強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各項制度貫徹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對在家庭收入、財產購置、社會關系、休閑娛樂、婚喪喜慶事宜以及本人、配偶、子女出國等方面違反規章制度的領導干部，要加大查處力度，讓他們在經濟、政治、社會聲譽等方面付出沉重的代價，以儆效尤。

健全監管機制是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必要手段。一要形成立體化監督機制。動員和依靠社會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和參與，實現監督途徑由組織監督向人大監督、紀律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拓展，監督形式由相對單一的監督向考察預告、專項調查、談話誡勉、來信回復等形式轉化，監督范圍由單一的“工作圈”監督向“生活圈”、“社交圈”延伸。二要完善考核激勵機制。建立辭職、調整不勝任現職領導干部等組織處理制度，強化干部問責制，加大對違規和不稱職領導干部的責任追究力度，把領導干部遵守廉潔自律規定的情況同干部任免、經濟獎懲等結合起來，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科學的考評體系和獎懲分明的激勵體系。三要建立預警機制。各級黨委(黨組)和紀檢監察機關，對反映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問題的來信來訪、社會輿論與群眾意見需要了解澄清情況，對不能嚴格遵守廉潔自律有關規定造成不良影響，以及發現苗頭性問題或具有輕微違規違紀行為的領導干部需要給予警示的，要通過談話函詢、警示誡勉、責令糾錯等形式，及時發現問題，有效糾正錯誤，建立融提醒防范、動態監督和保護挽救于一體的機制。四要健全廉政檔案信息機制。將領導干部的財產收入、婚姻狀況、主要社會關系等情況輸入信息網絡，由各級紀委獨立掌握并實現全國聯網，允許社會公眾查詢，有效預防并及時發現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問題，促使各級領導干部時時刻刻不忘自律，處處事事嚴格要求自己。五是構建權力運行全程監督機制。把事前、事中、事后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做到事前要“封堵”，事中要“卡住”，事后要“查處”，保持整個監督過程首尾相聯，以防“帶病上崗”或“帶病離崗”，始終保證權力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

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是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有效舉措。積極推進司法體制、行政審批制度和財政金融體制、投資體制、國有資產監管等方面的改革，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建設工程、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和政府采購等招投標市場，切實解決領導干部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突出問題。改革公務員職務消費管理辦法，將職務消費納入制度化、法制化、貨幣化的軌道，取消傳統的接待方式和賬務科目，杜絕奢侈浪費的歪風。著力推進黨務政務公開，將領導干部公費開支項目逐筆逐項向社會公開，并大力發展公務卡、電子消費等技術，加強對領導干部日常消費行為的監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積極推進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設，不斷完善民主推薦、民主測評、差額考核、任前公示和試用期等制度;健全領導干部考察、考核制度，將領導干部是否在“生活圈”、“社交圈”中清正廉潔情況納入干部考察和考核范圍;實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制，加大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違規違紀行為的追究懲處力度;完善干部監督工作聯系會議制度，對擬提拔任用干部人選，討論前應征求同級紀檢監察部門的意見，把好領導干部的入口關，防止“帶病提拔”，從源頭上杜絕用人上的不正之風。

營造良好社會氛圍是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重要保障。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加強廉政文化建設”要求，構建和培育先進的、健康的廉政文化，對引導領導干部養成良好的廉潔自律意識極其重要。要把握正確的文化輿論導向，大力倡導先進文化，引導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追求積極健康的文化時尚，充分發揮先進文化的滲透力和影響力，從根本上扭轉整個社會的風氣。要通過生動活潑的形式，繼續大力加強廉政文化建設，使廉政文化滲透于社會各個領域。當前，尤其要結合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推動廉政文化進機關、社區、學校、農村、企業、家庭，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在參與中自覺增強廉潔意識，從而讓廉潔成為一種社會環境和文化力量，成為一種社會風貌和生活方式，成為一種社會慣和自覺行動，以解決源頭防腐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