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制定五年規劃時，與過去一個很大的不同是，過去的思路從趕超、四個現代化與出口導向戰略，多是立足國內談國際，現在的視野則是立足于全球，把國內發展放到全球視野中考慮，全球治理的概念躍然紙上。曹和教授為何稱其為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國際視野元年?且看具體分析。

十八屆五中全會剛剛結束不久，社會各界都在談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我個人有一個體會，我把它叫做“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國際視野元年”。為什么提出這個題目呢?我發現在這一次五年規劃的制定中，國際問題、全球治理，包括我們國家周邊經濟的發展都成為五年規劃制定的一個內生變量。

為什么稱之為內生變量呢?過去，我們發展經濟的時候都是立足于國內主體經營的內在動力學結構來制定我們的規劃。我們看世界的時候，其實是立足于我們的本身，把其余的世界當作周邊國家和周邊經濟，這就有了國內外之說。但是，這一次我發現五年規劃與以往比，有一個重大的不同。比如說，我們在亞投行、金磚銀行和“一帶一路”基金等臺和金融機構的建設，包括“一帶一路”覆蓋的亞歐板塊，都在國際視野里面，就像是站在地球儀對面來思索中國經濟未來五年發展的前景。所以，最一段時間全球政治、經濟，包括軍事和一些熱點地區的戰略，都進入這個五年規劃里來了。所以，我專門抽出了五年規劃里關于國際視野這個問題作為專題和大家一塊來討論。

我大概講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思路變遷。我把解放后國家經濟發展的一些節點以及規劃制定的思路和方法論做一個簡單的回顧。第二，我想跟大家一塊來分享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國際視野元年試說。換句話說，我認為這次的五年規劃體現了全方位的國際視野，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來批評。第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個百年”時五年規劃執行的展望。“十三五”規劃成功執行完的時候，恰好是給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獻了一份厚禮，所以這個想法也是促使我展望一下2020年以后整個經濟是一個什么樣子。

一、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思路變遷

我們用從現在向前倒推的方法來看這個問題。在過去五年間，我們在討論經濟發展時，經常碰到一個躲不開的問題，那就是要從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型經濟向需求拉動和創新驅動型經濟轉換的問題。那換句話說，過去幾年來，我們思考經濟發展戰略的時候主要是放在增長方式的轉變上。那么，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型這種經濟模式是怎么出現的呢?

我們再向前看一下。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制定經濟發展規劃的時候，那個時候制成品、日用消費品極度短缺。那么，短缺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一無是處呢?不是!當時我們的加工制造能力特別巨大，所以那個時候就有加工制造能力過剩，每年開工率只有1/3左右。所以，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是裝備制造和裝備制造以前的重工制造能力過剩，但日用品比較貧乏。當時人們想能不能通過投資日用制造、配方生產，使滿足民生需求的產業群增加，使國民經濟衡能夠在產能過剩和日用品稀缺方面得到一個校正。但是你會發現，當你要完成這個投資的時候，就需要投資的資本金。但是當時我國國內資本金短缺，我們要購買國內所沒有的設備和各種各樣的零部件，就需要通過出口換回外匯來購買海外的設備。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型經濟是基于當時想均衡重工、重化工、重制造偏向的國民經濟體系結構。

再向前看，80年代國民經濟一輕一重，來源于早年的“四個現代化”的，即農業的現代化、工業的現代化、國防的現代化和科技的現代化。由于5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比較惡劣，國防現代化、重工重化工的進步、自力更生的國民經濟內循環應該在國民經濟建設中處于優先級的發展位置。在相對于一個封閉型的經濟體系里邊，國防和重工放在了前邊。所以，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型經濟是在“四個現代化”執行了10多年以后出現的一個校正。

那“四個現代化”是哪兒來的?年齡大的同志都記得，我們在1950年代叫超英趕美、“鋼鐵元帥升帳”。換句話說，1950年代，我們國家的戰略是趕超戰略。出口導向投資拉動型經濟之前是“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之前是趕超發達經濟的戰略。那個時候，我們認為，“鋼鐵元帥升帳”，在鋼鐵總量上超過英國、追趕美國，就是現代化的全部，或者說認為“鋼鐵元帥升帳”以后，其他的排兵布陣都會走上良性循環。為什么50年代的國家規劃制定把主要的關注力量放在了趕超呢?大家可以想象，50年代在朝鮮戰場上，因為我們的飛機、大炮、鋼鐵、道路、橋梁的建設和產能和美國相比，嚴重不足，所以戰士用鮮血和生命彌補了我們國民經濟體系鋼鐵短缺的現狀。這種代價是需要通過國民經濟增長來改進的或者來補償的。原來趕超戰略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

從朝鮮戰場再向前走。我們會發現，其實1840年以來，我們國家船堅炮利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工業落后，船不堅，炮不利，落后挨打。我們國家的五年規劃戰略，事實上是深深扎根于過去30年、過去50年、過去150年，甚至于是1840年以來落后挨打、國民經濟體系急需完善的歷史邏輯而來的。這一次制定五年計劃的思路的變遷，我個人認為是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之中。

我們回顧五年規劃思路的變化之后，那你就會發現，我們現在已經是制造大國了，資本金也相對充裕。那么，在戰略上還有什么樣的變化呢?我們先看幾個例子，再面向未來進行思考。

第一，我們國家生產了大約8.2億噸鋼，而全世界的鋼產量還不到15億噸。那你問一下，我們的鋼鐵既然在世界上份額這么大，有定價的話語權嗎?你會發現：沒有!我們記得在前幾年，澳大利亞的鐵礦石生產商一年之內把鐵礦石的價格提高了51%，我們國內的成本飆升，而粗鋼的價格在下降，生產廠商哇哇叫，但還是沒有辦法。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們是生產大國了，也是制造大國了，但我們沒有定價權。為什么沒有定價權呢?因為定價的權力不在中國。早年“鋼鐵元帥升帳”、超英趕美，我們都完成了，但我們發現并沒有達到總量成長世界第一的同時完成價值獲得也是世界第一的設想。看來國際化問題還沒有解決。

第二，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越過10萬億美元的大關，與美國相比，我覺得總量增長就是一個5-10年左右的窗口期，不是我國的經濟總量比美國大，就是美國比我們的大。可是你會發現，在這樣大好的增長時期里，突然前兩年，東海問題困擾著我們，南海問題困擾著我們，而且中亞、烏克蘭問題，也困擾著我們國家西北邊界的發展友好的大環境。換句話說，在經濟高速成長需要一個友好周邊的大環境的時候，我們竟然在幾個方向出現國際大環境惡化的壓力，這說明全球的問題對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說，恐怕變得和國內問題同樣重要。

第三，我國最一直在想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邊的投票份額，我們也希望人民幣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籃子”貨幣中去。你會發現，我們還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你想想看，為什么我們要加入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一個全球貿易結算和中央清算組織里去呢?因為那是制定貨幣規則的所在地。如果一個大國要崛起的話，當你不斷地逼你的夢想，而且為了實現這個夢想，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之后，你還有最后一公里的路要走，而“百里九十半”，雖然我們和美國的經濟規模相差不大，但是你會發現我們的問題更多。除了東海、南海的問題，其他周邊問題，還有政治、軍事、睦鄰、國際關系等非經濟的因素，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問題是全球金融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安排問題。

再看看我們的“一帶一路”。如果“一帶一路”走向亞歐板塊，我們要出國去建設的時候，你會發現到了國外去我們怎么去安排施工環境呢?我們跟周邊國家要合作，如果合作不好，那么投資就出現了問題。珍稀的投資資本金和我們的建設團隊放到了國外去建設，環境一不好，打爛了壇壇罐罐，怎么能夠變成我們的GDP增長份額呢?

所以，中央在制定五年規劃思路的時候發現，如果沒有全球視野的話，“百里九十半”，未來這“十里路”在任務總量上或者努力的難度上，你才恰恰完成了一半。從我們回顧過去150年的歷史，尤其是新中國建設66年的歷史，我們發現五年規劃思路不斷變化，已經把我們推到了“不關注國際問題，國內問題就無法完成好”的境地。

二、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國際視野元年試說

我們過去也有國際視野，為什么我把這個五年規劃叫做國際視野元年?第一，過去制定五年規劃的時候，我們都是立足于國土來看國際問題，所以“國內外”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的視野。現在，我們要立足于全球，也就是說，我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經濟增長的好壞有世界示范的意義，所以你要看世界。我們GDP達到了世界第二大的規模，要再增長，資源如何配置，市場如何拓展，包括重大投融資項目如何執行，這時國外的因素和國內的同等重要。第二，我們用“一帶一路”的國際視野來比較一下歷史上有沒有類似于“一帶一路”視野的這種現象。第三，我們講參與全球治理的中華崛起戰略。這幾個思路綜合起來，說明中央制定五年規劃的國際視野元年的判斷，能比較適當反映這次五年規劃制定在國際化方向上的實際。

(一)轉變增長方式具有全球示范意義

為什么說我們轉變增長方式具有全球示范意義?在世界地圖上畫兩條行線，我們發現全世界的GDP是100萬億美元，而在這兩條行線之間是占到90萬億美元以上。那換句話說，全世界的GDP大都發生在這兩條行線之間。而歐盟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美加墨北美三國自由貿易區，恰好在這個范圍之內。他們經濟的特點是20世紀車間經濟大發展的制造經濟。怎么理解呢?可以想象，有一群產業分布在國民經濟體系的不同板塊之中，在每一個產業里，以核心和戰略性企業為主導，周邊有中等規模和小微企業與之配套;在每一個時代里，有一個主導產業群和配套產業群，引導著國民經濟體系向前走;而國民經濟體系其他板塊的產業群，跟隨它邁進。其生產特征是大量地購買原材料，加工一道或者數道工序，然后把它變成零件、部件、半成品、整裝品，再把它賣出去。這種增長方式，我把它叫做車間制造式的增長方式，就是把原料購進來，對原料進行加工、變形、整合，然后做各種各樣的細分、拆分、包裝，把它形成一個產品賣出去，或者叫大進大出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有另外一些特點。第一，對道路基礎設施依賴度非常高的。你要是處在交通要道，你會發現你的發展相對來說比較快。第二，對能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消耗比較大。

原材料消耗、環境消耗、能源消耗和車間制造規模攤開，這種增長方式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對車間經濟的依賴，對于工廠設置的要求特別大，但你會發現它對環境考慮并不怎么重視，對能源的考慮并不怎么重視。當然，不重視是說這個經濟體的人不考慮這些問題，而是這種生產方式由于嚴重依賴能源和原材料，所以要發展，它對環境的傷害、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就會不斷加大。所以，制造經濟越發展，環境和能源的問題就越大。

我們國家在過去30年間發展的時候，恰好是世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最重要的經濟體，隨著我們生產能力的擴大，我們消耗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鋼鐵，我們生產了40%多的紡織品，我們出口了70%多的家具。你可以想象，我們在能源、基礎原材料上消耗也是非常大的。全世界每年大概生產60多億噸煤，我國生產30多億噸煤。所以，這種增長方式給我們帶來的問題就是環境和能源的消耗。當我們自己不能完全自給的時候，就得走向世界去尋求。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們能轉變一下增長方式，節能環保，較少依賴傳統能源，更多地尋找新型能源通道;較少破壞環境，而更多地與環境良性互動，讓環境變得更宜居，讓環境通過自己內生過程進行恢復和補償。我們在環境和生產方面的變化，在于我們滿足人們新的需求。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們每個人消費更多的水，消費更多的鋼鐵，雖然是新增的需求，但這種需求的類別是傳統的。如果有了4G的手機，我們在通話方面更方便，我們在手機里面能看移動型的動態畫面，那么你在單位時間獲得的信息就會更多，這種4G消費原來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能不能叫需求拉動?因為傳統需求的優化和新增需求的出現推動經濟向前走，而傳統的生產相對增加慢一點或者做到某種意義上的替代，增長方式就轉變了。因為我們國家在制成品方面占全世界30%以上的份額，如果我們轉變了，恐怕就有一個全球性的示范意義，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轉變增長方式就有了一個全球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