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轟動了整個文壇的時候，有位詩人寫了以《致路遙》為題的詩作，高度表達了對路遙的敬畏。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第一次造山運動

挺立在黃河洶涌的臂彎

你同月亮一起升高

又躍上太陽穿刺重圍的黑暗

陜北民歌飄逸豪放的任性

交響樂朦朧而抽象的內涵

母親的呼喚和幼兒的淚眼

饑餓的鄉童和補丁滿身的老農

蚯蚓在不停地蠕動

愉快地死去又痛苦地復活

創造彎彎曲曲的歷史

永生的天才在沒有道路的道路上

走向沒有終點的終點

對于我們所處的這個現實社會，就是再激烈的批評，也是一種愛心的閃現，就像一個醫生對他的病人一樣，必須診斷準確，并且說出事實的真相，才可能對癥下藥，鏟除病根，使病人恢復健康。

路遙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里，是這樣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既是立法的議會，又是執權的政府，這是一些膽大而激烈的人物，革命的暴風雨剛席卷過社會，他們就露出了頭角，站在這場革命的前列沖沖殺殺。他們的性格特點如果能打比方的話，可以這樣說，要蓋一座房子，他們也許都是些笨蛋;如果要拆一座房子，他們會比誰都拆得又爛又迅速。”路遙的深刻，常常讓人驚訝，他的收獲一定是來自他那顆哲學的頭腦。在“文化大革命”那樣大動蕩的歲月里，人們就是這樣肯定著自己和否定著自己，在靈魂的大搏斗中成長或者墮落，都是瞬間的事情。路遙深知一個為真理獻身的人是偉大的，也是一種大愛，他贊美為正義挺身而出的英雄的同時，將自己也譜寫成了英雄。英雄就是敢于把頭顱獻上祭壇的人，讓人類來收獲他的智慧，讓歷史收獲它的精神。

路遙寫《人生》反復修改了三年，前兩次都因為不滿意而撕碎了，直到1978年才完成。當時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不分晝夜，渾身就像燃起大火，口舌生瘡，大小便不暢，常常因為寫作，一個人在深夜里轉圈兒。我們知道，如果說收獲的話，路遙的收獲來自他高尚的認識能力和崇高的目標，以及超越常人的吃苦精神和犧牲精神。

路遙創作的準備工作以及精細的謀篇布局，在目前作家中無人能與之相比，路遙給中國文學創造樹立了一個典范，《人生》的價值，就是把當時好人壞人臉譜化的程式徹底顛覆。把人性的多面性展示出來，使人物描寫走出單一的格式化。把當時社會條件下青年人存在的問題和尖銳的矛盾，第一次擺到了人們面前。

當然一百個作家就有一百種寫法，但不可能一百種寫法都是最好的，最好的往往是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立場的作品，它既是本民族的，也是其它民族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聲;它可能是現實主義寫法，也可能是后現代主義寫法或者是其它什么主義，但有一點是必須的，一切主義都是從現實主義或者叫現實的生活中產生的。就好像所有的莊稼都生長在大地上一樣。路遙是現實主義作家，但他的更多地反映出了現代主義的藝術光芒。

若要讓一個祖國強大起來，就是要讓每一個個體覺醒。路遙的小說并沒有空洞地去描述無邊無際空泛的大道理，而是始終關注和鼓勵個體的追求。如果每一個人都在追求真理，每一個人都在改變原有的生活條件，每一個人都在富裕和文明，那么這個國家就會迅速地改變。

路遙總是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說話，在具體的事件中展示真善美，在他的筆下沒有絕對的壞人，這些人的語言和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展開。路遙的創作決不脫離現實，總是活靈活現地反映生活中的真實，并且把他們上升到藝術的典型化之中。《人生》的成功，在當時已經遠遠地超越了當代中國文學，它帶著生活的氣息走進校園，走進知識界，走進工廠和農村，走進每一個讀者的心。

對于路遙的文學成就，以及路遙這個人，我們不能就事論事，你喜歡他，他也不可能是你的;陜北人喜歡他，他也不是陜北的;中國人喜歡他，他也不全是中國的，他應該是世界的。任何一種文化現象擴大到一種社會現象時，它的本質就產生巨變。任何一種地域化的解釋都是弱小的，甚至是無力的。

在俄譯本《人生》后記里，謝曼諾夫這樣寫道：“我看到過根據路遙小說改編的電影，這部電影在世界各國放映，電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的。最后，我在中國和作家路遙本人會見了，他是一位純樸的，同時又是一個聰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他已經是陜西作家協會的副*。”是的，路遙一路走來，確實艱難，但是他創造的輝煌也是一個可觀的高度，這個高度又是用的積累凝結而成。這位外國友人敏銳地發現路遙作品里的精神內涵，路遙的另一個重要，就是“民族的根首先在農村”。路遙認識事物本質的能力是超前的，他認為“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個社會密切相關的、互相折射的，有些作品盡可以編造許多動人的故事，但它們沒有關注人物的精神世界，如果人在作品中只是一個道具，作品就不會深刻。歐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馬為什么比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低一籌，原因就在于此”。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看到更多的天空，踏上更多的土地，而心靈的寬廣也許對一個正直的人而言會更重要，路遙比別人獲得了更多的珍寶。雖然路遙物質并不豐富，就算他一個人脫貧了，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呢?就算他的家族脫貧了，而那個廣闊的黃土高原呢?路遙多年來心靈的負擔正在于此，他沒有只想自己，他想到的是一個陜北，一個貧民階層，一個民族最基本的生存狀態出現的重大問題，在陜北十年九旱的現實生活中，不是誰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了的，而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態度、方向、意志和情感的衰竭。人從本質上講就是歷史，但把握現實的創造，解決現實的生存能力永遠是問題的關鍵。如果盲目地崇拜現實也是會犯錯誤的，我們的一些作家就是犯了這個錯誤，既不了解歷史，又不懂得現實，那肯定是沒有未來的，未來是歷史和現實準確判斷的結合，才能有正確的決策，贏得未來的成功。路遙的創作觀念有很多珍貴的東西，其中超越土地和農業，崇尚科學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農村的現實和他的理想之間的差距，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整個20世紀的中國，前半個世紀在戰爭中度過，而后半個世紀前半程基本搞了政治運動，經濟上貧窮落后，人民受盡苦難。路遙的創作，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并且成熟起來的。路遙一直尋找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空間、自由的精神，但遺憾的是，自由的土地在哪里?路遙是一個富有開拓性和創造性的作家。他熱愛土地，贊美勞動，但永遠詛咒貧窮落后，他在小說《人生》里讓高加林說出他自己想說的話：當他的戀人黃亞萍問：“你想不想去?”高加林不假思索地說：“我聯合國都想去!”路遙對新，對現代化、對科技革命充滿了希望。一切外部世界的變化都在他的視野之中，并且在作品中有重要反映。

1988年，臺灣作家柏楊先生來西安，他就是著作等身，并寫出《丑陋的中國人》的作者。路遙代表陜西省作協與柏楊先生和他的夫人詩人張香華女士會面。他們的會面留有照片，不知道這兩位同樣有著深厚的作家談了些什么?但他們都太愛國了。一個以雜文為武器鞭撻丑惡。一個以小說作為武器批判現實。他們都是努力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而不是被別人掌控或玩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