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華西都市報》報道，11月12日，某大型超市南充店店長劉豐(化名)突然暈倒在辦公室;12月4日，經過21天治療后，搶救無效死亡。在賠償問題上，超市方和家屬方產生了分歧。超市方按照重大疾病的傷亡費用、其他保險對家屬賠償20萬元，而家屬則認為應該按照工傷賠償。南充市人社局工作人員表示，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可以認定工傷，如果不符合上述條件則不能認定為工傷死亡。

　　《工傷保險條例》第15條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現實生活中，圍繞這一規定產生了不少糾紛，僅僅因為“延誤”了48小時的最后期限，不少倒在工作崗位上的人卻無法得到工傷認定，48小時儼然成了生命無法承受之重。實際上，這還不是情節最為離奇的——東莞市企石鎮一家臺資工廠的員工幸佐桂在工作崗位上突發腦溢血，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因為搶救時間比《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48小時多出了一個多小時，勞保部門因此難以認定其為工傷。

　　工傷認定旨在對勞動者工作期間受到的傷害進行補償，作為一部保護工傷職工權益的重要立法，《工傷保險條例》規定“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才算工傷”的用意十分明顯，既要明確勞動者死亡與其工作時間和崗位的關系，又要避免無限擴大工傷認定的范圍。然而，看起來很美的制度設計卻多次在實踐中偏離了方向。當“時間就是生命”與“時間就是金錢”疊加在生命垂危之人身上，其家屬究竟應該如何作出抉擇?

　　如果說“保命”還是“保工傷”的抉擇已經足夠令人難堪的話，更令人無法承受的是，竟然有用心險惡的用人單位惡意拖延救治時間，為的只是拖過 “48小時”的法定期限以回避工傷賠付責任，本應成為勞動者保護傘的《工傷保險條例》，因此一再為勞動者維權設置障礙。法律的尊嚴不僅體現在立法者的主觀愿望，更應觀看其實際產生的效果，以此來看，“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才算工傷”的規定本身有必要得以修改或完善。

　　要想完善這項條款，有一種辦法較為可行：對原有48小時條款作出適當補充，在不破壞原規定整體框架的基礎上，適當擴大工傷認定的保障范圍。實際上，關于這些早已不乏先例——2008年4月，廈門建安集團有限公司工程師肖文旭開會發言時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3天后死亡，也因工傷認定發生爭議。但廈門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認為，出于人性化的考慮，利用呼吸機延續病人生命超過48小時后死亡的，也應給予辦理工傷手續。

　　其實，“利用呼吸機延續病人生命”不受“最后期限”所限，這樣的條款完全可以也有必要寫進《工傷保險條例》，倘若如此，不僅有助于提高實際可操作性，類似糾紛也將大大減少，而這種人文關懷本身，也是相關法律條款應有之義。實際上，針對《工傷保險條例》中48小時的規定，諸多法律界人士都曾表示界定過于機械，如果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嚴格按照這個標準，對死者家屬來說極為不公，還容易引發一些倫理道德問題。

　　勞動者生命垂危之際，“保命”和“保工傷”不應該是一道殘酷的單選題。無論如何，《工傷保險條例》都不應該為勞動者維權設置障礙。就像培根在《論司法》中所說：“我們知道法律體現著正義,但這也要人能正確地運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