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CCTV感動中國人物頒獎盛典觀后感一：

看了感動中國后，總覺得那些評選出來的人物都讓人敬佩感動。在這個簡單的卻又內涵豐富的舞臺上，閃閃發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們生活中的普通人。

王定國，“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的她，是目前仍然在世為數不多的長征老紅軍。她以百歲的壯麗人生，見證大國的崛起，并為偉大的時代謳歌!

如今，百歲高齡的她，腳步依然忙碌，還時常外出參加社會公益活動，作了人們認為在這個年齡不可能做到的事。新年伊始，記者來到王定國位于北京北四環附的家中，看望并采訪了這位值得至深崇敬的百歲老人。

見到王定國老人時，她正在家中和子女打麻將。王老打牌，干凈利落，落牌之聲，清脆有力。閑時，王老愛打麻將，身邊的人說，她只要一上麻將桌，立馬精神百倍，“大殺四方”。記者不禁好奇百歲老人為何有如此之好的身體和精神，王老的小兒子謝亞旭道出“秘訣”：“我們老太太是一個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她對吃穿住這些物質上的東西看得開，沒有任何要求，有時出門回家餓了，就吃包方便面，還不用水泡，就干啃。老太太常說，兩萬五千里長征都走過來了，還有什么挺不過來的。”

90多歲高齡，重走長征路

1933年12月，王定國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出任四川營山婦女獨立營營長、川陜蘇區保衛局婦女連連長，為紅軍送彈藥、清剿土匪，拿過槍、上過戰場……1935年3月，王定國調入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前進劇團，自此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路。

回憶長征路上的艱辛磨難，王老出奇地靜，“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們文工團要做宣傳鼓動工作，行軍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遠不止2萬5千里，應該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還凍掉一個腳趾頭，“就是用手一撥，趾頭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過往的艱苦歲月，王老不愿多談，但長征在王老的記憶中永不磨滅。

“母親一直想去當年走過的地方看一看，看看革命老區，看看當年的鄉親。我們知道母親心底有重走長征路的心愿”，謝亞旭對記者說，2004年，王定國91歲，恰逢紀念紅軍開始長征70周年，謝亞旭跟母親商定了重走長征路的計劃，“那段時間，母親情緒非常好，很興奮。但考慮她年事已高，不可能沿原來的線路再走一遍，我們就挑選了一些關鍵點，比如她參加紅軍的地方、入黨的地方、第一次打仗的地方……并打算用幾年的時間來完成她的心愿。”

2004年，91歲的長征老戰士，重新踏上了長征路。

王老重走長征路的第一站選在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轄的瀘定縣，紅軍長征時期著名的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戰役就在這里發生。“到達瀘定縣，我們稍作休息就走上了鐵索橋，那天的江水特別湍急，站在橋面往下看就直頭暈。但母親非常興奮，站在鐵索橋上不用人攙扶走了一個來回。站在瀘定橋上，母親把我們招呼過去，對我們說，‘長征中我走的不是這條路，但你們父親是從這條鐵索橋上過去的，當時他已經50多歲了，我這次帶你們到這里來就是讓你們感受父親他們當年的不容易’”。當時王老的三個兒子謝烈、謝云、謝亞旭陪在她身邊，一起重走長征路，“像這樣的話，母親一路上說過多次，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政府父親當年住過的房前，母親也說過，并且要求我們做兒女的，要帶自己的孩子到這里來看看他們的爺爺，讓他們不要忘記過去、忘記歷史。”

“彈指一揮七十年，血染山河馬列堅。立新革舊非常業，星火燎原乾坤傳。七十年后又進川，心潮難語萬千。”這是王老2006年為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而作的詩。幾十年來，她最喜歡穿的衣服是紅軍的灰軍裝、八角帽，最喜歡寫的字是“紅軍萬歲”，她還曾寫道，“70年前，我和我的戰友們為了中華民族的命運，為了子孫后代的幸福，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萬里長征。雪山、草地，留下了我們的足跡;戰火硝煙中，無數英勇先烈為了理想信念而奮斗，最后成就了偉大的勝利。從紅軍長征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地奮斗著。”

2017年CCTV感動中國人物頒獎盛典觀后感二：

年度感動中國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動中國，我真心覺得，閑著是罪惡的，浪費錢也是罪惡的。閑著，其實就是浪費時間，那么概括起來，浪費是罪惡的，應該怎么辦?應該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時間，珍惜金錢，珍惜資源。

郭小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長頭銜，而是紅絲帶小學校長的身份，與此相關的是一個讓全世界為之動容的名詞“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帶隊，紅絲帶小學的3位老師和12名艾滋病兒童一起參加了中央電視臺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題晚會的現場錄制，與他們一起排演這個節目的還有兩位防艾大使：我國著名歌唱家彭麗媛老師和表演藝術家濮存昕老師，濮存昕老師還是這所特殊學校的名譽校長。節目錄制前，他剛剛跟孩子們同桌吃了晚飯。

晚會現場，主持人把話筒給孩子們，讓每個人說出自己的心愿時，孩子們的眼睛都是濕的。其中一個小女孩叫翠翠，上臺后一直在流淚，聲音哽咽地說以后想做一名護士;胖胖的高個姑娘叫盼盼，說自己想當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則神情堅定地說自己的夢想是當一名醫學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們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喚出全場所有人的眼淚，嘉賓哭了，主持人哭了，現場觀眾哭了，攝像師、燈光師的眼中也閃著淚花。我坐在觀眾席上，盡管上午剛采訪了這些孩子，但還是忍不住再次為他們的命運流淚。郭小說，想當醫學家的小男孩特別聰明，特別愛讀書。

想當舞蹈家的盼盼還為現場觀眾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臉上綻放著羞澀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讓這些特殊的無辜的孩子，還能有夢想，有笑容?

臺上，紅絲帶小學的名譽校長濮存昕正在把郭小隆重介紹給現場觀眾和電視機前的億萬觀眾，聚光燈下，郭小穿著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點風塵仆仆的感覺，看上去不像院長，倒更像一個父親、一個鄉村教師的形象。

醫院里辦小學，解決兩代艾滋病人受教育問題的有效嘗試在中國，所謂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過母嬰傳播的艾滋兒童，這些兒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僅一方是，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項由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支持的調查對外發布消息，在中國6個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著對艾滋病感染者的嚴重歧視。30%的受訪者認為感染艾滋病的兒童不應該被允許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學校上學;將65%的受訪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訪者不愿意與感染者一同用餐。

盡管這種歧視在中國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視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嚴重影響著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對艾滋病預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訪中記者看到，郭小和他的助手李學軍(臨汾傳染病醫院院長助理)、劉美婷(紅絲帶小學音樂老師)、張新(紅絲帶小學文化課老師)，還有劉倩(紅絲帶小學生活老師)，吃住行都與這些孩子們在一起。而劉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對這些孩子的稱呼是“我的娃們”。

郭小：“對艾滋病宣傳初期，見諸于媒體上的報道往往與道德、倫理的淪陷相關，從而造成人們的誤解。實際上艾滋病患者被傳染的渠道有三種：一是母嬰，二是血液，還有就是性傳播。在山西，通過性傳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數艾滋病人是通過賣血和輸血途徑所傳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應該給他們以起碼的同情。但是媒體和社會往往忽略了這點。所以我認為，對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僅是治療，更多的是關懷，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這些艾滋病孤兒，還在母親肚子里時，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為血液傳播的第二代受害者，這是一群命運坎坷，備受病痛折磨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社會的關懷，需要我們的正視，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樣上課、游戲、生活。否則，一旦他們在冷眼和歧視中長大成人，將會對社會構成很大威脅，那時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訪中獲悉，那個晚會上想當護士的小姑娘翠翠，剛來醫院時患有強迫癥，舌頭伸出來總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學念了一年書，當時身邊的同學都指著她說她有艾滋病，遠遠地躲著她，翠翠長時間被這種環境包圍，所以性格很孤僻，不愛見生人。到病區幾個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頭了，膽子也大起來。去年的“六一”兒童節前夕，我去紅絲帶小學采訪時還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數字顯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關疾病死亡和1/7的新發感染HIV是15歲以下的兒童。而在我國，據統計感染艾滋病的兒童大概有7萬人。多么讓人震驚的數字。相較之下，臨汾紅絲帶小學的十幾個孩子毫無疑問，當屬這個群體中的幸運兒。他們成了醫院的孩子，醫院不僅為他們看病，還建了一所充滿歡聲笑語的小學。2006年，郭小親自領著他的“娃們”去看了北京天安門;2008年初，這些“娃們”在郭小的張羅下，又飛到海南島，圓了“看海夢”;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讓娃們走進“鳥巢”和“水立方”。

郭小：“關愛本身就是一種最有效的教育，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群體。我們要教會他們怎么做人，要讓他們從小就樹立‘到我為止，不再傳給別人的理念’。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們要擾亂社會后果難料，所以現在必須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讓他們知道將來如何生存。所以這些孩子的教育重點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們不重視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勢必會出現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無疫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重視道德教育。

對艾滋病人的關心，不能心血來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來塊錢買幾根鉛筆，幾個面包，或是幫患者洗澡，都是關心他們的表現。像濮存昕老師，他對這些孩子的關心就非常真實，每年他都會給紅絲帶小學五萬塊錢，用于給孩子買衣服、或生活補助。只要有時間，他還會來臨汾看看這些孩子，和他們一起吃頓飯，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個餐桌上同吃一盤菜。

艾滋防控這塊必須有這樣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讓人類在最快的幾十年或是幾百年內控制艾滋病，否則的話，艾滋病一但爆發將完全不可收拾。”

綠色港灣模式，讓艾滋病患者在“生產自救”的同時進行“心靈自救”

自1985年，中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過去了，官方數字報告的中國艾滋病感染者增長到約70萬人。2007年，約有5萬新發感染和2萬與艾滋病相關的死亡。預計有12萬到15萬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療，而目前僅有4萬人接受該項治療。這4萬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綠色港灣”艾滋病區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這是一篇北京媒體《新京報》的報道??

2004年6月，臨汾傳染病醫院“綠色港灣”艾滋病區的全體醫護人員涌入丁師傅愛人的病房。那天是他愛人的生日，醫護人員專程買了一個大蛋糕，買了鮮花，還點上了生日蠟燭。

在“綠色港灣”，丁師傅的愛人第一次聽到別人祝福她“生日快樂”。她特別開心，還唱了幾首歌答謝大家。生日過后，丁師傅愛人的病情有所好轉，心情也開朗多了。發現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還從來沒笑過。“她有勇氣活下去了。”丁師傅說。

大年三十的時候，丁師傅的愛人，還收到了郭小送的100元紅包。正月初一，幾位患者及家屬還吃到了醫護人員包的餃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歡護士周亞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時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讓她帶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會在大門口等她。周亞琴說，“苗苗把我當成他的親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長郭小從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均一周來“綠色港灣”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問寒問暖。“一點也不像領導，沒有架子，很隨和，就像熟人見面一樣。”一個患者的母親說。

為什么要給患者發紅包呢?我把這個問題拋向郭小。

郭小：“我們要讓患者感覺這里像一個家，所以取名為‘綠色港灣’。綠色寓意著生命，港灣就是家。得了這個病的患者壓力都非常大，必須讓他們樂觀一點，鼓起生活的勇氣，這樣對治療才有好處。從一開始，我們就非常重視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療。我們倡導醫護人員和患者‘結對子’，醫院其它病區的醫護人員也會輪流到‘綠色港灣’值日，我們還號召醫護人員在節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兒帶回家，讓這些娃們也能感受到家庭溫暖。不少患者在‘綠色港灣’治療后可以出院，卻舍不得離開這個地方。”

聽上去，這個“綠色港灣”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園，但是據了解，“綠色港灣”模式一經媒體報道，就引起了爭論，焦點在于是否應該對艾滋病人采取隔離措施。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創建人郭小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是患者的貧困、心理壓力和傳染病醫院的客觀情況，構成了病區搬遷的理由。臨汾市傳染病醫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療定點醫院之一，原來的艾滋病病區設在醫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門活動，擔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較低，在傳染病醫院易與其他傳染病患者發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險。很多患者過早死亡是因為并發癥死亡，并不是因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們自籌150萬元將以前的SARS隔離區改建成‘綠色港灣”將艾滋病患者全部轉了過去。從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該病區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該病區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負擔生活費用，住宿、治療都免費，患者可以自愿入院，來去自由。”

記者去過一次“綠色港灣”，在開滿芍藥花的田野上，離臨汾市區大概十公里的車程。我們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個風光旖旎的田園式病區。一個患者告訴我：“在市里，別人都躲著我們，弄得我們都不敢出門。在這里，大家都是這個病，沒有誰躲著我們走。我們還可以互相交流，有空還可以玩一玩。”來自病區的一份資料表明，來此地就診的患者中，95%都是農民，每天的生活費對他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市內住院，他們每天都要到街上買飯吃。而在這里，院方蓋了四個灶臺，他們可以自己做飯。

2004年7月是“綠色港灣”開診的日子，這里也被稱之為“艾滋病人生產自救區”，患者在這里可以獲得免費治療，得到家庭般的看護，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他們的家屬還可以通過為病區打工來維持生活。

在這里打掃衛生的、燒鍋爐的、維修房屋的、種菜養豬的，都是患者家屬。

丁師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術時因輸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開始發病，住進臨汾市傳染病醫院。當時傳染病醫院還沒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費治療，住院一周，就花費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當時都絕望了。”丁師傅抹了抹眼角的淚。

2004年5月12日，丁師傅接到院長郭小親自打來的電話，說傳染病醫院現在對艾滋病患者實施免費治療，希望他們能盡快到醫院就治。

“我永遠記得這一天。”丁師傅說，當時，他就挑上一些小麥，帶了500元錢，帶著妻子趕到了臨汾市傳染病醫院，并隨后到了“綠色港灣”，丁師傅還獲得一份兼職工作????洗床單被罩、打掃衛生。天氣變冷后，他又干上燒鍋爐的活，每月600元。此外，丁師傅還帶領五六個病人在病區內的土地上種藥材，院里也給每個人發放了相應的勞務費。

“綠色港灣”占地面積90畝，除1，500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們收獲了3萬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給了醫院的工作人員和患者及家屬。大白菜也收獲了不少，除當福利分發，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賣掉了。丁師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區自產，都是免費的。

“綠色港灣”病區主任喬吉說：“種植蔬菜和中藥材，都是緩解經濟壓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購買了150噸煤，用于燒鍋爐取暖，醫院的開支很大。而且醫院不收患者一分錢，除國家免費提供的藥物外，國家規定要收的床位費，醫院也免了。”

我看到，這里共有36間病房，每間病房兩個床位，帶有獨立的衛生間。此外還設立了治療護理區、行政后勤區和被譽為全中國最有愛心的學校????紅絲帶小學。治療護理區內除病房外，還為患者及其家屬設有活動場所，如VCD娛樂活動室、圖書室、乒乓球館等，用于豐富患者及家屬的文化生活。

實踐中的困惑

郭小：“最大的困惑是經費問題。“綠色港灣”雖然只是我們臨汾傳染病醫院的一個病區，但卻承擔著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國家對艾滋病人的“四免一關懷”政策中，有一條是對農民和城鎮經濟困難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實行免費抗病毒治療，對艾滋病患者遺孤實行免費就學。也就是說，政府及國際基金組織所給予的援助多數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藥物治療，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幾乎都是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本身就面臨著溫飽問題。比如紅絲帶小學的孩子，不少是孤兒，還是艾滋孤兒，他們的生活誰來負擔?醫院每年要往綠色港灣這個病區投100多萬元，才能保證這里的正常開診。在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療的醫護人員、病人和紅絲帶小學的孩子們眼前就面臨著嚴峻的冬季取暖問題。建筑是當時搬遷時醫院自籌資金建的臨時過渡房，一直想蓋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現在資金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現在鍋爐又壞了，要想解決又得一筆開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這么冷的天氣，取暖問題解決不了，對他們的身體最不利。醫院很困難，確實很困難。

對艾滋病人的診斷問題我也想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們國家把診斷的權利交給疾控中心，醫院沒權利診斷艾滋病。但是我覺得診斷和治療也應該是醫院的事情，而不應只由疾控中心來做，因為疾控中心沒有行醫權。今年我們醫院就發生了一件事：一個病人在2005年通過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驗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們醫院要做一個膽囊手術，令人尷尬的是手術中發現，他體內的HIV為陰性!這下我們都著急了，一個標準復查兩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結果都是陰性。現在這個檢驗已經通過省里送往北京，到現在還沒有結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問我有沒有結果，問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覺得，關于艾滋病，現在存在檢查、治療和預防不銜接的問題。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資金中，“防”大于“治”，治療資金嚴重不足。國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資金大都用于預防。我們病區到目前為止已經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項開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幾百萬元，但從建立至今，衛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資金較少，我們的醫護人員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經驗的機會也很少，很難及時掌握艾滋病治療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雖然管理著這個病區，卻從來沒有機會參加學術交流，更不要說其他醫務人員了。

艾滋病人動手術難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今年，山西一個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宮肌瘤要動手術，竟然沒有醫院敢接收她，后來還是在媒體的幫助下才解決了這一問題。這種情況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隱瞞病情，悄悄去綜合性醫院做手術，這樣無疑會增加艾滋病在綜合性醫院的傳染幾率。如果國家能形成一套關懷、治療、疏導病人的辦法來規范艾滋病治療，就為艾滋病治療醫院提供了指導。”

采訪結束，郭小憂心仲仲的表情，還一直在眼前閃動。他所創立的“綠色港灣”發端于醫院工作人員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個人的主動奉獻，這樣的人文關懷具有多少可持續性?郭小的艾滋救治實踐是否還有創新空間?對此，我們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