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紅河縣幼兒園教師帶著孩子們做具有民族的韻律操。年來，云南省加快實施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步伐，采取城鄉統籌、梯度推進、公私并舉、全員覆蓋的戰略思路，既大力發展城鎮學前教育，又加快農村學前教育普及進程。（本報記者樊世剛攝）

2011-2013年，我國通過實施第一期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67.5%。2017年11月啟動的二期行動計劃提出，到2017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75%左右。

這意味著，二期行動計劃要完成7.5個百分點的毛入園率增量，也就是均每年新增2.5個百分點。那么，7.5％的增量如何實現呢？帶著這樣的問題，記者采訪了原國家教委專職委員、國家副總督學、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第一屆理事長郭福昌。

珍惜“存量”，擴大“增量”

記者：二期行動計劃提出，到2017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75%左右，超額完成規劃綱要規定的到2020年達到70%的目標。在您看來，要實現這一新目標、新任務，應該怎樣發展幼兒園來吸納新增幼兒？

郭福昌：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全國有19.86萬所幼兒園、3894.69萬名在園幼兒、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67.5%。這是建國64年來取得的來之不易的成果，可稱為“存量”或“蛋糕”。

同時也應看到，到2013年底，全國尚有32.5%適齡幼兒未入園。按當年3至6歲適齡幼兒總人數為5769.90萬人計算，未入園幼兒總數為1875.21萬。如果考慮人口政策微調，全國每年約新增100萬名左右新生兒。從目前和長遠看，全國需要再新建10萬所左右幼兒園，使幼兒園總數達到30萬所左右，才能實現全部3至6歲適齡幼兒“有園上”、逐步“上好園”的目標。

二期行動計劃提出，到2017年底，學前三年毛入園率要達到75%左右，等于在67.5%的基礎上增加7.5個百分點。2014-2017年，只有均每年新增46.88萬名適齡幼兒入園，才能實現均每年提高毛入園率2.5個百分點；只有三年累計新增140.64萬名幼兒入園，到2017年才能實現75%左右毛入園率的目標。

也就是說，只有在擴大“增量”做大“蛋糕”中提高入園率，才能實現二期行動計劃確定的目標。退一步說，如果想從2013年底現有民辦在園幼兒“存量”或“蛋糕”中，以辦普惠園為名劃走一個百分點，2014-2017年新增的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就必須提高8.5個百分點，才能補足“存量”、實現提高7.5個百分點的“增量”。

我認為，一方面要珍惜“存量”，辦好每一所達到質量標準要求的幼兒園；另一方面要擴大“增量”，在“增量”中提高入園率，才有利于方便群眾，就入園。

新辦園體制中兩類園占比，未設底線也未封頂

記者：“初步建成以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為主體的學前教育服務網絡”是二期行動計劃提出的方向。按您算的三年累計新增140.64萬名幼兒入園，才能實現75%的目標，是不是意味著新增幼兒主要進入公辦園或普惠性民辦園？這種體制下，兩類幼兒園將迎來怎樣的發展機遇？

郭福昌：新目標確定后，采取什么樣的辦園體制至關重要。所謂“主體”，辭海的解釋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具體來說，在全國幼兒園“總數”中，公辦園數與民辦園中普惠性園數相加形成的“合數”，要占主要部分。至于在這個“合數”中，公辦園與普惠性民辦園各占多少比例，并未做出硬性規定。　　　

目前，有一種傾向，一提“公辦民辦并舉辦園”，就認為公辦園與民辦園必須各占50%，否則就稱不上“并舉”；一提“大力發展公辦園”，公辦園的各項發展指標，包括幼兒園數、在園幼兒數、教職工數、園長數、專任教師數、毛入園率中貢獻比例數等，就都必須要超過民辦園，否則就稱不上“大力”。如果不及時改變這種思維定式，必然引發公辦園與民辦園在數量上相互攀比和競爭，從而淡化質量提高。　

記者：您覺得應該怎樣促進各地相關部門改變在數量上攀比和競爭的思維定式呢？

郭福昌：二期行動計劃中，將“大力發展公辦園”改為“加快發展公辦園”，將“積極扶持民辦園”改為“積極扶持普惠性民辦園”，將“公辦民辦并舉辦園”改為“初步建成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為主體的學前教育服務網絡”，有利于防止單純追求數量和規模，忽視質量提高的傾向。　

舉個例子，2013年底，浙江省臺州市公辦在園幼兒占76.2%、民辦在園幼兒占23.8%，溫州市公辦在園幼兒占12.6%、民辦在園幼兒占87.4%。相比之下，臺州公辦在園幼兒比溫州多63.6%，溫州民辦在園幼兒比臺州多63.6%。到2017年底，在“主體”中，臺州市公辦園可能多于普惠性民辦園，溫州市普惠性民辦園可能多于公辦園，應該視為正常現象，因為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則。到2017年以后，在“主體”中，兩市公辦園與普惠性民辦園各自占比也許會有變化，但“公益與普惠”的性質未變，依然屬于正常現象，因為符合因時制宜的原則。　

對于公辦園與普惠性民辦園兩類園在“主體”中的占比，未設底線，沒有要求兩者必須要達到的最低比例數，實際上等于放寬了公辦園發展的時限；也未封頂，沒有規定兩者不得超過的最高比例數，實際上等于擴大了民辦園發展的空間。因此，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公辦園或民辦園，都可能在“主體”中占多數。在城鄉之間，公辦園應該盡快成為農村“主體”中穩定的絕對多數。總之，新調整的辦園體制，堅持了立足國情，體現了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避免了“運動式”的起落。　

鼓勵民辦園辦好普惠園

記者：普惠性民辦園作為“主體”中的組成部分，等于擴大了民辦園發展的空間。但我發現，很多民辦園舉辦者在猶豫徘徊，不知道應不應該申請辦成普惠園，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郭福昌：有些民辦園自愿申請辦普惠性園，如果政府處理得體，民辦園獲得的好處是很明顯的。比如：響應了政府號召，有利于穩定生存發展的空間；享受到了地方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有利于增強發展的活力和后勁；與當地公辦園共同構成“主體”，有利于保持民辦園的性質以及自主辦園的體制機制優勢，突出、提高質量。　

此外，降低了家長承擔的全額保教費后，既有來自當地政府的實質性補助，又有來自當地群眾的支持，有利于保有生源、持續發展，使普惠性民辦園的路子越走越寬。而且，隨著人民生活水不斷提高，會有更多的家長希望將子女送入“特需園”，屆時，一部分普惠性民辦園已經積累了較多經驗、更大實力，還可申請退出，由普惠性民辦園轉辦為特需園。　

記者：如何讓民辦園愿意申請辦普惠性園，把好事辦好？

郭福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保障普惠性民辦園擁有辦學自主權。民辦園是面向社會提供選擇多樣化學前教育服務的供方，政府是愿意替家長承擔一部分培養成本的買方。供方與買方經過協商，作為供方的民辦園，同意降低向家長收取的全額保教費，不足部分由作為買方的政府采取多種方式給予足額補助，將民辦園辦成普惠性園，民辦園、家長、政府之間是一種提供服務與購買服務而形成的契約關系。因此，該園依然屬于原法人擁有，依然屬于民辦性質，依然保有獨立自主辦園的獨特職能。　

如果政府將選擇辦成普惠性的民辦園視為被收編、改編，捆住其手腳、迫使其與公辦園“同質化”，當普惠性民辦園感到失去了自我，遲早會放棄選擇普惠之路。　

記者：可以說，政府的態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民辦園的選擇。

郭福昌：是的。政府扶持的力度、激勵的程度、給予自主辦園的尺度，體現著政府對辦普惠性民辦園的態度，是民辦園選擇發展之路的決定性因素。各地政府要鼓勵普惠性民辦園，根據社會需求不斷改革創新，激發活力、保有動力、辦出、提高質量。尤其要防止以辦普惠性民辦園為名，將保教費壓得過低，政府補助又少，使得園所辦普惠性園后，無力改善辦園條件、無錢聘請優秀教師、無法提供優質保教服務，造成低水運轉、逐漸喪失活力，最終使在園幼兒受到傷害。　

機會與質量同等重要

記者：確保學前教育可持續健康發展，既要擴大規模提高入園率，又要全面提高保教質量，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郭福昌：關鍵在于要在改革發展實踐中制定科學的評價標準。公辦園與民辦園，因辦園主體不同、資金來源渠道不同，決定其性質和職能各不相同。因此，評價公辦園的“公益性”與評價民辦園的“普惠性”，各地政府應該規定不同的評價標準，引導“公益與普惠”在各自的領域，開創新局面、提高新水，各發其力、互促共榮。　

如果總按照評價公辦園的標準評價普惠性民辦園，搞“一刀切”“一律化”，既不科學，也不利于提高質量，更不符合二期行動計劃提出的“鼓勵民辦園提供多形式、多層次學前教育服務，滿足家長不同需求”的精神。　

未來10年左右，在擴大“增量”中，新建的10萬所左右幼兒園，為公辦園與民辦園提供了發展空間。對于民辦園來說，其規模已經超過公辦園，當務之急，應該認真辦好現有的園，以鮮明的、多樣化的優質保教服務取勝，才能爭取到更大發展空間。否則，連現有的園都沒辦好，再大的空間也不屬于你。　

2014-2017年，按均每年新增加2.5個百分點計算，在全國全面普及3至6歲學前教育，要到2027年才能實現。從2017年到2027年，還有13年，時不我待。各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由“責任主體”轉到“主體責任”上來，認真落實“機會與質量同等重要”的要求，使每一名幼兒都能享有快樂美好的童年。　

由“責任主體”轉為“主體責任”

記者：2010年年底，國務院印發的《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提出，地方政府是發展學前教育的“責任主體”，二期行動計劃改為“主體責任”，對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郭福昌：“責任主體”與“主體責任”在責任范圍和責任權重上有所區別。例如，發展學前教育，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都負有責任，但地方政府要承擔“主體責任”。具體來說，在構建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健全學前教育管理體制上，省級和地市級政府要加強統籌，縣級政府要落實“主體責任”；在落實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力度上，各地政府要切實承擔“主體責任”；在健全幼兒園監管體系上，縣級政府要履行“主體責任”。　

實施二期行動計劃，中央政府重申，發展學前教育地方政府要承擔“主體責任”，中央財政重點向中西部、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加大對家庭經濟困難兒童、孤兒、殘疾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資助力度。　

記者：從目前看，將責任劃分清楚，有利于將二期行動計劃規劃目標、辦園體制、經費投入等各項要求落到實處。　

郭福昌：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有的縣承擔不起來“主體責任”，中央政府、省級和地市級政府，依然要加強統籌力度，不能撒手不管。因為，“主體責任”不等于全部責任。因此，縣以上政府應該承擔起底線責任，才能保證各項目標任務圓滿完成。　

記者：聽您分析講解之后，感覺二期行動計劃亮點不少，有新目標、新任務、新機制，我們應該正確理解和把握，才能貫徹落實好國家政策。（記者紀秀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