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調查的4000多名留守兒童中，有一半遭遇過意外傷害，留守兒童獲得的家庭支持弱化。這是2017年5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組織實施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中披露的信息。

該調查走訪了湖南、江西、貴州等6個勞務輸出大省（市）的12個縣（市、區），調查了四至九年級農村留守兒童4533人、非留守兒童2731人，以及部分教師和校長。

調查顯示，留守兒童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弱，心理健康問題比較突出。

我國留守兒童的統計口徑、最新數據，目前尚無官方說法，被普遍引用的是全國婦聯在2013年發布的有關留守兒童報告中的統計數據：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6萬人。

6月15日，在由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安公共傳播公益基金等機構舉辦的“留守兒童困境如何破解”的研討會上，相關研究者對誰來照顧和如何照顧如此龐大的人群展開討論。

留守兒童出現的背后是鄉村衰敗　

從2004年開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農村留守人口”研究團隊持續關注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留守人口問題。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葉敬忠認為，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農村留守家庭的產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和商品化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對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產生的巨大擠壓，是以農村家庭幸福為代價來汲取鄉村資源、實現現代化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　

葉敬忠分析，在農民多元的生計方式遭遇現代化和商品化時，留給他們的選擇已經不多了，除了外出務工掙錢，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長期以來遵循的發展路徑是‘一切發展以經濟增長為目標’，這一路徑的表現是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比如，過去鄉村可以通過互惠、鄰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務，現在基本都已經商業化。另外，強調城市化和工業化，當然就需要把更多人從農村抽離出來，加入到現代化進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產飽和，就鼓勵在外打工者用十幾年甚至畢生的積蓄到城鎮購買住房，因此造成了鄉村的凋敝、衰敗以及迅速的空心化。”葉敬忠說。　

從2001年開始實施的“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政策，影響是巨大的，留守兒童小小年紀不得不奔波于學校與村莊之間，或寄宿于學校之中。　

學校對鄉村的作用是巨大的：學生的存在帶動了社區中成人之間的交流；家長之間、家長與老師之間的互動不僅幫助兒童健康成長，也促進了社區成員之間的整合。而現在的村莊，學校沒有了，學校里的“先生”沒有了，“學生”沒有了。　

在葉敬忠看來，目前鄉村留守兒童生活在一個沒有學校、沒有年輕人、沒有活力的村莊里，他們的生活和心理狀況可想而知。　

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更需要關注　

“我最擔心的是6000萬名留守兒童中的205萬名獨居兒童。他們隨時可能發生不可挽回的悲劇。”公益組織北京歌路營總干事杜爽說。北京歌路營常年在一線對留守兒童和寄宿生進行心理干預服務，杜爽是中國心理學會注冊心理咨詢師，有著18年青少年心理工作經驗。　

“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普遍非常差。”杜爽說，“這個龐大群體對于心理咨詢的普遍性剛需得不到滿足，簡單說原因就是，政府沒有經驗和好的解決方案，社會體系不足以支撐，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有很多苦衷，家庭身不由己。”　

不過，在歌路營的實踐中，杜爽也認識到，除了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需要關注，“鄉村教師這個群體，本身就非常需要關懷”。　

在工作和生活中，鄉村教師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壓力，“當我們試圖通過他們去影響孩子，把一些心理工作、社會工作的方法教給他們時，往往很不順利，他們會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的”。　

大部分農村中小學老師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心理訓練，給老師們進行相關培訓時，老師們希望的就是得到一個好方法，在遇到孩子的各種問題時，最好說兩句就管用，但是做學生心理工作最需要的就是時間和耐心。　

心理輔導工作的專業性非常高，培訓成本高、時間長。而大多數來自城市的心理工作者和農村孩子的交流又存在很多障礙，“能起到的效果也有限”。　

在杜爽的調研中，絕大多數農村沒有心理咨詢老師。即便設有心理咨詢室，門常常也是鎖著的。況且，“老師本身的心理健康狀況也令人擔憂”。　

在一次農村調研中，晚上熄燈之前杜爽聽到樓下傳來“啪”的一聲，接著一個二三年級的小女孩哭著跑了上來。原來，她的熱水瓶摔碎了。生活老師的第一反應是去清理現場，之后也沒再過問小女孩。“我對此也表示理解，畢竟一個生活老師管著一百多學生，她首先考慮的是不要讓碎片傷到其他人。”　

杜爽來到小女孩的宿舍，發現她還在哭泣，杜爽詢問她：“是受傷了嗎？”小女孩搖頭。“是擔心晚上沒有熱水用嗎？”小女孩仍舊搖頭。“你在擔心什么呢？”杜爽繼續問。　

終于，小女孩說出了她的擔心，“害怕媽媽回去打我。”杜爽繼續安慰她，并在之后建議學校致電小女孩母親，不用對她太過苛責。　

“農村的老師往往沒有能力和水去處理學生的心理問題，甚至忽略這些心理問題。”杜爽介紹，在調研中她曾經詢問寄宿制老師，“孩子在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很多老師回答：“沒什么需求。”若有孩子出現心理問題，老師普遍認為，“無非就是想家，哄哄就好了，過一段時間就好了”。　

“農村的老師也是無助的。”杜爽說，在很多農村學校中，老師除了正常的教學工作，還有多少時間步行幾小時前往孩子們的家？按常規方法培養一個合格的心理咨詢師，成本很高，農村學校往往無力承擔。　

照顧留守兒童不能淡化家庭責任　

葉敬忠認為，留守兒童最起碼要有老人和父母中的一位看護，這是最基本的條件。社區和學校等組織可以做一些關心行為，但把這一問題完全交給家庭之外的組織，目前看也不太現實。　

基金會中心網培訓中心執行主任范艷春認為，一些留守兒童身上發生的極端案例，最根本的原因是家庭功能喪失，服務留守兒童不能繞開“家庭”這個核心問題。　

葉敬忠認為，政府的職責應該是創造條件，讓學校和社區有能力承擔更多的責任。　

從家庭層面看，首先要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宣傳。父母對孩子的關心肯定超過任何人，但是他們未必能夠完全認識到，孩子不只需要父母為其提供必要的經濟條件，更需要父母的溫暖，哪怕是日常的噓寒問暖。有的父母甚至對自己的孩子說，“我出來掙錢不都是為了你嗎？”，“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還想怎么樣？”　

葉敬忠建議，應當鼓勵家庭做好外出后對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親朋照顧。對于外出的父母，務工單位可以允許并鼓勵他們時不時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會更好。對留守人群來說，最重要的是家庭。　

對于地方村干部、學校等，怎么讓他們更多去關心留守兒童，也可能涉及業績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機制。　

“調研過程中，曾有老師說，‘我們也希望能關心這些孩子，但是時的績效考核都集中在考試成績等方面，這些事情最終只能靠教師的認識和覺悟’。”葉敬忠說。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建設年來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在中央政府層面上出臺的一系列政策都較好地實現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　

“但實踐中，落實得不好。”他舉例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公布了《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2017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其中規定了對于發現未成年人受到監護侵害的“強制報告制度”，即學校、醫院、村（居）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等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受到監護侵害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者舉報。其他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個人發現未成年人受到監護侵害的，也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者舉報。　

這個強制報告制度，在基層落實得怎樣？“發現未成年人得監護權被侵害并不困難，困難的是發現以后誰來報告，報告后誰來處理，基層的村委會、民政、公安等各個部門如何做到有效運轉，無縫銜接，我在基層調研兒童保護情況時，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來做這些事。”佟麗華認為，在一些留守兒童發生的極端案例中，一些失職監護人的責任同樣不容忽視，“對于未成年人的監護權更多的是一種責任，不是一種可以隨便放棄的權利，沒有能力履行監護責任的情況有，但是有監護能力不去盡職盡責，依據現有法律制度，是可以追究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責任的。”（本報北京6月16日電記者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