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現代公司治理也不是見物不見人，企業管理并沒有進入所謂以決策理論、系統科學和定量分析為中心的現代階段，而是更重視人的因素，強調以人為本、以人�？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仁愛反映了儒家對人的本性的理解，它是源于人的血緣親情形成的一種內心感情和自覺的道德意識，以此推及社會人群，就是人際倫理關系的道德準則，其本質就是愛人、關心人、尊重人。

　　什么是人性化管理?所謂人性化管理，就是一種在整個企業管理過程中充分注意人性要素，以充分開掘人的潛能為己任的管理模式。至于其具體內容，可以包含很多要素，如對人的尊重，充分的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給人提供各種成長與發展機會，注重企業與個人的雙贏戰略，制訂員工的生涯規劃，等等。人性化管理是將人性學理論應用于管理，按照人性基本屬性進行管理的管理哲學。

　　人性化管理是一門管理的藝術。企業的生命在于人力，企業的最大資產是人才。這一理念是提升企業凝聚力，建設企業文化的最重要準則。秉承這一理念，眾多企業建立了自己杰出的團隊。一個領導者親和力的大小，是判斷其領導力的重要指標。一個優秀的管理者，不在于其自己有多大能力，而在于其確定的方向是否正確，能否號召大家一起努力。一個企業如何用好人，決非小事，它直接影響著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和效益的增減。人是企業的靈魂，是活的資本。離開人，企業只能唱“空城計”。

　　人性化管理的精妙就在于“內方外圓”：“方”在“圓”中，“圓”融于“方”;“方”是原則，“圓”為通達。“靠領導的魅力影響人，靠雙贏的理念吸引人，靠忠誠的法則留住人，靠和諧的管理感化人，靠卓越的文化激勵人，讓員工自動自發地工作”六個方面體現人性化管理的精髓部分，給所有想做強做大的企業管理者們指明了一個方向，可以稱之為“管理之魂”。

　　20世紀80年代，“日本式團隊”企業管理模式引起全球企業關注，其特點是讓職工把公司當成自己的“家”，并效忠于這個家，鼓勵成員參與“家庭”事務，同時服從家長，必要時為“家庭”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當然不是被逼的。它讓日本人樂于“抱團”，甘愿為企業拼命。若從人性角度分析，這也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之反映，是以職工為中心的人本導向管理。美國人吸取了“日本式團隊”精髓，在重新構建公司的系統工程中，構建了“美國式團隊”，即人性化管理模式。

　　在當今這個以人為本的社會里，人的主體地位和價值應得到充分的尊重。企業管理不應忽視人的存在價值，而管理的人性化不僅凸現了管理者的決策水和管理能力，而且更主要的是，這樣的管理符合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需求，也符合作為個體的人的心理期望。

　　一個優秀的管理者所要努力做的，就是為員工提供或創造愉悅的工作環境，使員工體會到工作的樂趣，使員工滿懷信心與希望，使員工深切感受到企業與自己息息相關。人性化管理能夠讓員工充分挖掘自身的潛能，奉獻自己的熱情和汗水，為企業的振興、發展，從優秀到卓越作出盡可能多的貢獻!

　　大多數企業家慣以“管住人”為目標，只要看到員工在規規矩矩的呆在公司，管理任務就算完成。因為我們最害怕的是員工不努力、亂來，所以為了預防這一點，我們就用一些能夠看到員工正在努力的或沒有亂來的制度來證明一切良好，至于員工“努力”過后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那就不在管理者考慮的范圍之內了。中小企業特別需要注意：如果你想把一個企業做大做強，那么，你就去做規范化管理，因為管理能夠為你堵住很多漏洞;如果你想把一個企業搞垮搞死，那么，你也去做規范化管理，因為管理本身就足以把你拖入生死一線的邊緣!

　　管理要講制度，但是不能講制約，管理要講人性，但是不能講人情，在制度合理的地方，需要人性化來彌補，在人性不可控的時候，需要制度化來約束。人性化管理，就是在整個企業管理過程中充分注重人性要素，以充分挖掘人的潛能為己任的管理模式。人性化管理可以包含很多要素，諸如對人的尊重、充分的精神關懷、給人提供各種成長與發展的機會、注重企業與個人的雙贏戰略等。人性化管理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是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表現形態進行有序組織和改造的過程，也是企業文化與員工的個人意識或文化意識進行整合的過程。

　　為什么要培訓人性化管理?我常聽見有些領導抱怨：中國人難管!我們的回應則是：誰叫您管中國人?上司管部屬，觸犯了部屬不喜歡被管的人性弱點;而即便部屬覺得喪失了尊嚴，也不敢明目張膽地有所抗拒。在這個時候，部屬表面上順從，暗地里卻在想盡辦法，要把上司活活“氣死”。這便是不重視人性管理的惡果。譚小芳老師表示，“管理”一共兩個字，一個是“管”，一個是“理”。作為管理者，既不能“不管”，也不能“不理”，要“管事理人”。上司看得起部屬。部屬就會更加用心地把工作做好。這是人性管理的要領。中國人愛面子，最怕被別人看不起。但是，要有面子，希望別人看得起自己，最好的辦法，即在于自覺、自反和自律。

　　400年前，瑞士一個鐘表匠，塔·布克認為：金字塔的建造者不是被迫勞動的奴隸，而是一些擁有自由身份的人。當時這個觀點被所有人所排斥，因為從希羅多德的《歷史》及一些殘存下來的文獻資料來看，金字塔是掌權者以武力脅迫幾十萬奴隸為法老建造的墓地。而且，這種浩大辛勞，耗時幾十年的工程，怎么可能有人自愿參與呢?但是，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宣布：通過對吉薩附六百多處墓葬的挖掘，考證結果為，金字塔的確是由當地具有自由身份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建造的。為什么四百年前的一個鐘表匠能準確的指出金字塔不是奴隸所建造的呢?經過調查，原來，塔·布克是從鐘表的制造中推斷出這個結論的。

　　塔·布克原是一名法國天主教信徒，1536年因反對羅馬教廷的刻板教條，被捕入獄。由于他是一位有名的鐘表制作大師，所以，囚禁期間被安排制作鐘表。在那個失去自由的地方，塔·布克發現無論監獄管理者使用什么高壓手段都不能使他們制作出日誤差低于1/10秒的鐘表，而入獄前他們在自己的作坊里能輕松的制造出誤差低于1/100秒的鐘表。為什么會這樣呢?起初，塔·布克以為是制造鐘表的環境太差，后來他們成功越獄逃跑，又過上了自由的生活，此時，他才發現制造鐘表時真正影響鐘表準確度的不是環境，而是制作鐘表時的心情。

　　在塔·布克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個鐘表匠在不滿與憤懣中要想圓滿的完成制作鐘表的1200道工序，磨銼出一塊鐘表所需要的254個零件，比登天還難……金字塔這么大的工程，建造的卻如此精細，建造者一定是一批懷有虔誠之心的自由人。難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為與對抗的人，能讓金字塔的巨石之間連一根刀片都插不進去”，而事實證明，他的推斷是正確的。

　　在過分嚴格監管的地方很難創造出優秀的東西，因為人的能力只有在身心和諧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出最佳水。這一理念與我們現在很多企業的管理大相徑庭，我們很多的企業在強調紀律、制度的時候忽視了一個人的情感因素，片面的將提高基層員工工作效率的辦法歸結為科學的工作程序、嚴格的管理甚至是超時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