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學術界和政府都在醞釀社會保障的各種改革方案，然而許多有益的改革主張，例如提高退休年齡、企業年金稅收優惠等政策，都受到社會公眾的一定質疑，網絡上的反對之聲一浪接著一浪。作為一個社保的研究者，我認為大多數改革方案都是正確的、理性的，也是符合世界改革潮流的，那么為什么得不到社會公眾的認可呢?

一、社保政策不透明，影響社會信任，制約社保改革。

　　首先，社保政策缺少規范化的機制，調整隨意性大。例如每年例行的養老金上調政策，各年份提高的幅度不一，無規律可循。

　　其次，決策程序不透明。例如，最中國社科院、國研中心、人民大學、浙大等四家單位受人社部委托，分頭研究制定養老保險頂層制度。可如果社會公眾連四個方案到底如何都無從了解，怎么進行選擇?

　　第三，社保基金的運作欠透明，是長期以來的頑癥。我調查社保基金透明度已達五年，多次遇到一些官員的冷嘲熱諷，有人說我：“你這樣做，不覺得自己很無聊嗎?”這些官員不能理解，我們課題組的所作所為是在幫助他們。試想，如果老百姓明白社保繳費的錢去了哪里、怎么增值，定會增強安全感，也有利于提高繳費的遵從度。

　　二、社保部門、新聞媒體和學界對政策的解讀，存在一些不準確、誤導性的宣傳。

　　首先，一些社保基層部門存在錯誤的宣傳理念。社保基層部門為了提高社會保險的參保率，在社保宣傳中用了“參保劃算”的提法，把參保當作一種“生意”，這是完全錯誤的。雖然，社保制度總體上是利國利民的，但不能說對于任何一個人都是“劃算”的，因為社保制度是風險共濟且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如果在社保計劃中所有參保人都是“劃算”的，那么顯然這個社保計劃很難維持下去。

　　其次，少數專家學者不是以科學、嚴謹和客觀的態度來解讀社保政策，而且對國外制度采取選擇性介紹，往往只談優點、不談缺點。此外，有些媒體只求轟動效應，對學術觀點采取掐頭去尾式的報道，引致曲解。

三、龐大的社保支出存在管理漏洞，造成政策實施效果欠佳。

　　社會保障支出多，并不意味著老百姓得到的實惠就多。

　　首先，社保部門“重收入，輕支出”的管理模式，讓老百姓得到的實惠打了折扣。社保部門往往強調社會保險費應收盡收，但收上來的社保基金卻沒有妥善增值。正如鄭秉文教授所指出的，本世紀以來，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就因為缺乏相應投資，導致損失大約六七千億元，抵消了同期財政對養老保險的全部補貼。財政補貼僅補上了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社保基金的損失，并沒有惠及參保人。

　　其次，社會保障在結構上存在不衡。以2017年為例，我國省級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的總額高達7851.85億元，但中低收入者從中得益并不多，有60%的社保支出與其無關：行政費用占5.91%、財政對社保基金的補助占22.14%、行政事業離退休占24.75%、退役安置占2.28%、撫恤占4.27%。我們看到，行政事業、城鎮企業職工作為社會中較高收入的群體，卻受到財政的高額補助;同時那些較低收入、較差身體狀況的非正式就業群體以及老弱病殘等，則被納入城鎮居保、新農保的體系，享受不到高收入者對該體系的收入轉移，人均財政補助也不多;而那些收入最低的群體則可能沒有參保，在陷入困境時，只能依靠相對有限的社會救助資金。

四、要注重改革的次序，循序漸進。

　　倉稟實而知禮節。如果一個勞動者連基本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他是沒有興趣參加社保的。舉個例子，2017年年末，政府出臺新規，禁止在達到退休年齡前退出養老保險，這是一項好政策。然而在新政策即將實施之際，大批勞動者涌向社保局要求退保。央視記者向退保人詢問退保原因，有的說：“現在都沒錢花，還管以后養老的事情干什么?”有的說：“想辭職回家開個小店，拿出養老個人賬戶中的錢來做本錢。”顯然，許多勞動者的“短視”還是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社保政策應更加注重從解決就業、提高勞動者收入入手。勞動者的當期困難解決了，才會認真考慮未來的保障問題。

五、社會保障基層部門強力“推銷”，造成信任危機。

　　舉個例子，城鄉居民本應是自由選擇參保的，但目前參保率卻被列為基層政府的考核目標。導致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強行讓農民參保，如不參加養老保險就不發放其他形式的老年福利或參保后可以優先考慮生活補助等。然而政府越是強迫他們繳納，往往就越使他們疑惑，不少參保者都選擇在60周歲領取養老金之前一次性補繳，不見兔子不撒鷹。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都希望盡可能的少繳稅、少交費，而多享受政府福利，因此政府削減福利或提高繳費的政策均會招致社會公眾的反對。那么，為什么在有的國家反對的聲音很大，而在有的國家卻沒有太大社會影響呢?原因很簡單：政府不能朝令夕改，必須一諾千金，取信于民;政府必須對社會公眾一視同仁，最大程度地減少群體間、地區間、行業間的社保待遇差異。違反上述規律的社保改革，勢必影響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