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年齡會“搶飯碗”嗎

　　延遲退休年齡在各國均被視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強有力政策工具，卻也是最受爭議、阻力最大的改革措施之一。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中，*已明確提出將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延遲退休年齡改革關系著眾多群體的切身利益，因而也引發了社會普遍的關注和激烈的爭論。其中一個爭論的核心問題是延遲退休對年輕人就業的影響，老人不退會不會搶了年輕人的飯碗?

　　簡單來看，延遲退休年齡意味著一部分本可以提供給年輕人的崗位將被占用，或使嚴峻的年輕人就業形勢更趨惡化，即所謂的“崗位占用效應”。

　　然而，是否應當進行延遲退休年齡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必須建立在對改革利弊得失全面而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實際上，延遲退休年齡對年輕人就業不僅具有崗位占用效應，還存在一種“崗位創造效應”。

　　我國現已成為了世界上社會保險繳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因需而被推高的勞動力成本已開始對就業率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從省級層面來看，各地繳費率和登記失業率開始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在延遲退休年齡后，由于在職者增加，待遇領取者減少，維持社保基金收支衡所必需的繳費率水可以在原先基礎上大幅下降。繳費率的下降意味著企業勞動力成本的減輕和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因而也將創造出一部分崗位。

那么，崗位占用效應和崗位創造效應孰強孰弱呢?

　　在仔細的理論模型模擬基礎上，我們研究發現，從全國層面來看，崗位創造效應略強于崗位占用效應。這意味著如果政府利用延遲退休后社保制度內繳費者和領取者比例的改善來降低繳費率，年輕人就業崗位不會減少。同時，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就業崗位也并不是完全替代的關系。國內外許多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經驗和年輕人的創造力都是社會發展重要的財富，企業不會因為老年人延遲退休而停止招聘雇傭年輕人。至少從全國層面來看，通過降低繳費率，現實中完全有可能找到一條既不影響年輕人就業，同時還能改善社保基金收支狀況的延遲退休年齡的改革路徑。

　　盡管從全國總體來看，延遲退休不會擠占年輕人的就業崗位，但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完全不用擔心延遲退休對就業的影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延遲退休對就業的影響具有非常強的地區差異性。在東部沿海地區，如福建、山東、浙江省份等，服務業、中小企業、外向型經濟和私營經濟發達，這些部門對勞動力成本較為敏感，繳費率下降可以創造出較多的崗位，延遲退休實際上有助于促進年輕人就業。而在許多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省份，如山西、安徽、吉林、黑龍江等地，制造業、大企業和國有部門在就業市場中占有非常大的份額，這些部門對勞動力成本不敏感，崗位數量基本固定，即便繳費率下降也不能創造出太多崗位，延遲退休年齡的確可能導致“老人不退、新人沒位”的狀況。

　　因此，在延遲退休過程中應采取地區差異性政策，允許東部地區先行先試，而其他地區酌情擇時推行，中央政府也可以給予一定的地區就業傾斜政策。

　　而且，延遲退休應當和消除跨地域勞動力流動障礙銜接起來，促進中西部地區同東部地區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從而在地域間實現崗位創造效應對占用效應的補償。

　　此外，延遲退休年齡更應該考慮老年人就業問題,特別是老年人的就業意愿和能力。應當看到，我國老年人在退休后仍然承擔了大量的家庭勞動，如日常料理、照看第三代等。這些勞動雖然沒有統計在GDP之中，卻實實在在地創造著社會價值，解決了在職年輕人的后顧之憂。延遲退休年齡迫使部分老年人重回勞動力市場，如果他們不具備足夠的勞動意愿和能力，那么其中大部分人將轉變為失業人口，成為改革最直接的利益受損者。

　　在2000年前后，我國曾有大量中年以上職工在國企改革中下崗。由于歷史原因，這些下崗職工沒有良好的人力資本積累，市場薪酬已經低于公共養老金待遇，產生了強烈的提前退休意愿，退休和養老金政策也已成為對這些老年就業弱勢群體最重要的保護機制。延遲退休年齡改革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歷史給這些人群帶來的傷害和他們的切身利益。(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