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杭州G20峰會議題重點內容解讀　在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復蘇基礎依然脆弱、各國政策趨向內顧、傳統政策工具效果遞減的背景下，各界對G20杭州峰會關注和期待不斷上升。為此，G20杭州峰會需在圍繞所設議題進行充分交流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代表性、協調性、合理性、有效性等因素，積極引領G20發展更有“方向感”。

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G20自2008年以來發揮了應對危機、強化監管、推動增長的重要作用。在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復蘇基礎依然脆弱、各國政策趨向內顧、傳統政策工具效果遞減的背景下，各方都期待G20杭州峰會能夠引領世界經濟走出長期低增長的“庸期”，獲得快速增長的“新動能”。為回應各方期待，G20杭州峰會將主題定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各成員國將圍繞“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四個議題進行交流，為世界經濟發展挖掘新動力，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新思路。

G20峰會看點一：創新增長方式挖掘增長潛力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動力轉換期，復蘇脆弱乏力，下行壓力難消，傳統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辦法效果越來越弱。與此同時，世界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前夜，新技術、新業態不斷涌現，科技和管理創新正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正激發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按照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說法，創新可以帶來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引領生產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形成新的生產函數，進而帶來新的經濟發展。由此觀之，當今世界或許正在迎來一場全球性“創造性破壞”，世界經濟發展的“方程式”也將因此被徹底打破重構。

過去幾年，各國已意識到創新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引領作用，紛紛出臺新的工業中長期發展戰略和創新計劃，主動為創新營造良好社會氛圍和制度環境。美國2009年頒布《美國國家創新戰略》，并于2009、2011、2015年先后進行三次修訂，強調政府對創新的支撐作用，鼓勵調動全民創造力;英國發布《我們的增長計劃：科學和創新》，把科學和創新置于經濟發展計劃的核心位置，力爭成為全球最適合科技和商業發展的國家;歐盟2012年發布《一個強大的歐盟工業有利于增長和經濟復蘇》文件，強調以“綠色能源”和“數字制造”等先進技術引領“新工業革命”;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努力搶占以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先機;法國連續推出“新工業法國”和“新工業法國II”，著力提升在全球產業和技術競爭中的地位。中國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明確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5年發布《中國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邁入制造強國行列，到2035年達到世界制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2017年發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強調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

雖然各國普遍意識到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性，但在全球多邊場合聚焦創新議題尚無先例。杭州峰會將“創新增長方式”列為四大議題板塊之首，可謂順應時代要求，引領發展方向。本屆峰會將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議題首次納入議程，強調把握科技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新要素帶來的新機遇，加快實現增長新舊動力轉化。2017年6月，G20杭州峰會第三次協調人會議已原則核可《G20創新增長藍圖》及創新行動計劃、新工業革命行動計劃和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等，杭州峰會屆時將最終討論并通過這一系列文件。這些文件雖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將成為在全球層面首倡創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行動和創新發展機制的一大創舉，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努力方向有重要指導意義，對新一輪全球經濟增長有重要引領作用。

G20峰會看點二：構建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

2008年以來，G20峰會在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G20歷次峰會均強調加強金融監管，推動國際貨幣金融機構改革，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增強機制的合法性、有效性，多次重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與治理改革方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甚至公開督促美國盡快批準落實2010年IMF改革方案。在各方共同推動下，IMF終于在2015年11月30日落實了延遲多年的改革方案，正式宣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將人民幣作為可自由使用貨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經調整后，人民幣一躍成為SDR籃子中的第三大貨幣，這是IMF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成果，標志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朝更好反映世界權力格局變化邁出了重要一步。

不過，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無論在代表性還是有效性方面都還存在明顯“赤字”。尤其是，最幾年傳統政策工具的效果遞減，主要經濟體政策分化明顯，國家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加大，全球治理機制尚不足以有效規避國家間惡性競爭。因此，G20杭州峰會仍應加大工作力度，繼續推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完善國際貨幣體系，加強能源、反腐等領域合作，推進各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提高全球經濟治理的衡性、可靠性、有效性，為世界經濟健康高效運行提供機制保障。

具體而言，一是應繼續推動IMF盡快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加強匯率政策磋商，避免競爭性貶值，推動綠色金融、普惠金融發展，進一步健全全球金融制度網絡，維護國際金融穩定;二是應加強反腐和能源合作，討論通過G20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別原則、2017?2018年反腐敗行動計劃、創業行動計劃、能源可及性行動計劃、可再生能源行動計劃、能效引領計劃等，并研究確定在中國設立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的具體方案;[1]三是應強調在繼續用好財政貨幣政策的同時，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動力，同時制定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2]這在G20歷史上將是第一次，也是G20由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變的一個重要體現。這三個方面的努力將幫助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能力，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衡增長。

G20峰會看點三：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重振世界經濟活力

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影響，國際貿易增速已連續四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速�；�于貿易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中國接任*國后倡議在G20框架下設置貿易和投資工作組，邀請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貿易中心(ITC)、世界銀行(WB)等國際組織提供智力支持，并邀請二十國集團工商界峰會(B20)和二十國集團智庫會議(T20)派人參與政策討論。[3]貿易和投資工作組已分別在北京、南京、上海召開三次工作會議，并在巴黎加開一次臨時工作組會議。

2017年7月9?10日，G20貿易部長會議發表G20歷史上首份貿易部長聲明，研究通過《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并就加強多邊貿易體制、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達成共識。其中，《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標志著G20實現了貿易投資政策合作機制化;《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關注協調各國貿易投資政策，推動國際貿易便利化，降低國際貿易成本，擴大國際貿易融資，努力扭轉國際貿易增長下滑的趨勢;《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將成為世界上首份圍繞投資問題制訂的非約束性多邊綱領性文件，并開啟制定全球多邊投資規則的進程，著手改變目前國際投資領域被3200多個雙邊協定所分割的現實，推動跨境投資合作的發展。[4]此前，全球經濟治理中尚缺少關于國際投資的相關規則，《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將填補這一空白，補齊全球經濟治理的“最后一片扇區”。

此外，面對世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加大、全球經濟治理繼續碎片化這一現實，G20杭州峰會應積極倡導構建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避免價值鏈的區塊化和封閉化，幫助發展中國家及中小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并從中獲益。[5]具體而言，峰會應重申WTO在全球經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繼續推動多哈回合談判，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提倡跨太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等跨區域貿易投資協定的透明性和包容性，推動雙多邊貿易協定談判與多哈回合談判同步進行，促進《貿易便利化協定》(TFA)盡快實施。

G20峰會看點四：推動包容聯動發展

當今世界面臨的另一個大問題是發展的包容性、聯動性不夠，即發展不能讓所有人受益、缺乏可持續性等。一是發展的聯動性不夠。在多哈回合談判推進艱難的背景下，區域性、跨區域性貿易投資安排迅速興起，其中一些制度性安排具有較強封閉性和排他性，或將成為影響全球化進程的負面因素。二是發展的包容性不夠。隨著資本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財富分配逐漸向金融從業精英傾斜，各國普遍面臨貧富分化問題。三是可持續性問題日益凸顯。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已經成為全球層面的系統性難題。

為應對這些難題，國際社會正努力尋找解決辦法。2015年9月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了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項具體目標，力求在15年內實現消除極端貧困、戰勝不等和不公正、遏制氣候變化這三大目標。2015年12月，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達成《巴黎氣候協定》，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強調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均氣溫升高較工業前水控制在2℃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之內而努力。全球將盡早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到峰值，并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這兩份全球性文件在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上可謂意義重大，但如何具體落實卻存在諸多困難和不確定性。G20杭州峰會將第一次把發展問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為推動落實這兩份重要文件積極努力。[6]首先，杭州峰會將推動制定《G20落實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推動將議程綱領轉化為實際行動，將發展目標轉化為具體成果。其次，杭州峰會將圍繞支持非洲和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增加投資、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各方共同發展等進行討論，推動制定《G20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幫助這些國家加速工業化，提高自主發展能力，盡快實現減貧和可持續發展目標。[7]第三，杭州峰會將推動《巴黎協定》獲得普遍接受和早日生效。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如何落實《巴黎協定》問題上還各有考慮，也存在一些分歧，杭州峰會應努力尋求各方利益契合點，匯聚各方立場最大公約數，務實推動《巴黎協定》的具體落實。

G20峰會看點五：引領G20發展更有“方向感”

除峰會具體議題成果外，杭州峰會將引領G20走向何方也頗值得關注。G20正處于轉型過程中，發展方向具有較強可塑性。杭州峰會可綜合考慮代表性、協調性、合理性、有效性等因素，從以下幾個方面積極引領G20發展方向。

第一，進一步明確G20的核心議題。G20由財金領域起步，2008年提升為峰會，之后議題逐漸拓展，并受國際熱點問題影響較大。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G20雖不能回避對世界經濟發展有系統重要性的國際熱點問題，但更應聚焦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問題。G20應盡量避免外圍議題“喧賓奪主”，導致議程“散光”、議題“失焦”，因此有必要在議題設置上進行一些探索，既保證核心議題不受沖擊，又保持一定的機動性和靈活性。

第二，進一步探索創新G20運行機制。回顧G20發展歷程，其運行機制一直處于創新變動之中。目前G20機制以峰會為引領，以協調人會議和財金會議“雙軌制”為支撐，以部長級會議和工作組為輔助。在峰會機制中，由前一年*國、當年*國和下一年*國組成的“三駕馬車”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秘書處角色。為更順暢地推進G20框架下各機制間溝通銜接，G20可考慮設置秘書處或具備秘書處功能的機制，否則難以確保G20成果的有效落實，其全球治理作用也可能大打折扣。

第三，積極推動G20與各類全球治理機制的溝通對接。為扭轉全球治理碎片化趨勢、彌合全球治理赤字，應推動G20內部各機制間相互對接，推動G20與其他各類全球、區域經濟治理機制加強溝通交流，推動全球各層次、各領域經濟治理機制更加注重開放包容。待條件成熟時，可探索在各治理機制間建立信息通報機制，有力避免治理機制的封閉化、陣營化、區塊化、排他化，切實提高全球治理體系的協調性、耦合性和自洽性。

第四，推動G20及全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G20代表性要高于G7，但仍有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未能涵蓋其中。中國作為2017年G20*國主動走進聯合國大會、非盟總部、77國集團、最不發達國家、內陸國、小島國，并通過夏季達沃斯論壇等臺向世界各國及關心G20的人士介紹杭州峰會籌備情況，傾聽各方利益訴求。[8]同時中國還邀請更多發展中國家與會，使杭州峰會成為發展中國家代表性最強的一次峰會。G20各成員國可將中國這一做法繼承推廣下去，積極倡導“G20不僅屬于20國，還屬于全世界，關注的不僅是自身福祉，還是全世界的共同發展”的理念，主動向非G20成員國介紹工作進展，努力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