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一篇關于某培訓機構被家長“搶課”的報道在微信朋友圈傳播，而媒體調查也發現，社會上確實存在著學校減負、校外加“擔子”的現象，且愈演愈烈，某些地區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不但把校園減負成效抵消了，有校長甚至直言，培訓機構或多或少影響了學校的教學。

有評論認為，校外培訓正成為學生新的負擔。對于這點，似無異議。只要關心教育的人都明白，這種通過擠壓學生休息時間提高學習效率的方式，最終將危害學生發展，甚至身在其中的家長也明白。但病根在哪里，卻爭論蠻多，有人指責培訓機構饑餓營銷、煽風點火，有人說學校提供的教育不夠優質，有人認為家長有選擇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正被病毒式傳播的焦慮所淹沒，有人忙補，有人忙超前學習，等等。

但指責家長總讓人感覺有指責弱者的意味，指責培訓機構又犯不著，畢竟人家是市場行為，而且你不可能用行政力量去規范。所以很多評論把責任推到教育上，似乎找到了真理。一篇評論認為，根源還在于教育的大邏輯依然沒有理順，所謂減負、均衡，只是做了局部工作，并沒有改變中國教育整體框架格局。

顯然，在作者的想象里，存在著一個更理想的教育邏輯和根本性的變革思路，可以更快更好解決包括學生負擔過重在內的教育問題，讓我國教育走上更完美的道路。在社會上，也有各種“建設者”去尋找這種道路，比如要求全盤向西方學習，在他們看來，朦朦朧朧的外國月亮更圓。這種動輒要改變“中國教育整體框架格局”的思維，顯然有點過于理想主義或者歷史虛無主義了。

假如我們放下減負、教育均衡等實實在在的工作，推倒現在的教育框架，去重建一個全新的“中國教育”，顯然是不現實的。中國教育的問題當然要在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中去求解。這要求我們要認識教育問題的復雜性，切莫孤立地把教育看成被批評或改革的對象。

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要清楚，教育之病亦是社會之病。像瘋狂校外培訓的現象，既是教育的痛又是社會的病，這是一個表和里的問題，很難說存在一個根本源頭。如果非要找一個源頭，客觀地說，更多是社會現實問題傳導到教育上的表現。比如人們對階層流動固化的擔憂，人們在社會競爭壓力下對安全感與幸福的追求等。這些心理映射到教育上，既表現為對教育投資的增加，又表現為對教育收益的無限期待，而過多期待難免焦慮和盲從。

我們這樣說，并不是要把教育問題推給社會，教育天然有自己的責任，比如要把校外培訓的各種自動性的壓力源分清楚，通過教育變革改變壓力的傳導路徑甚至是消除壓力的傳導源。但如果不是教育分內問題，偏要在教育內部去找出個“病灶”，大約犯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這非但不利于解決問題，反而讓教育的肌體更不健康。

我們要向明天看，向遠處看看。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個物質更富裕、分配更合理和穩定的社會里，人們對教育預期就會轉移到個人才智的發揮，轉移到興趣、個人生活的幸福乃至對社會承擔的責任上來。這對我們的國情而言，還有一段距離。要補上這一段距離，教育自然難辭其責，但也更需要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以及隨之而來人們觀念的轉變。教育需要耐心，社會需要耐心，當然更需要踏踏實實的行動而非空想。（鐘焦）

《中國教育報》2017年11月17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