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養老是普通人心中的傷口，現在，一篇名為《民生觀：公務員養老，制度并軌不是均主義》的文章，在傷口上撒了一把鹽。

　　此文指出，制度統一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在養老金待遇上不宜搞簡單的“一刀切”。以“均主義”偷換“公”的概念，將會產生新的不公。文章列舉德國、美國等國較普通人優厚的公務員養老，證明公務員養老待遇較普通人為高，是正常現象。何況，目前我國“國考”錄取率如此之低，“一般來說，能考上公務員的，文化程度也較高，讀書時間長、教育投資大。非要讓公務員的養老金和藍領工人水一樣，對寒窗苦讀十幾載的公務員來說，是否也不公”?

　　在承認需要改革的大帽子下，堅持的是強盜邏輯。

　　一些國家公務員養老金較高，是有前提的，第一，有透明的公共財政體制，其次，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政府及其公務員不是資源的主要分配者，也不是財富的主要擁有者，第三，有嚴格的法律規章，公務員養老金高低并不由權力部門自己說了算，而是經過嚴格的論證最終通過程序成為大眾的意志。

　　如果我國有完善的公共財政體制，財政收入與稅收沒有遠超GDP增長，權力部門掌握主要資源配置權，沒有千軍萬馬參加“國考”爭當公務員，恐怕沒有那么多人對公務員的養老金感興趣。

　　任何一個規范的市場經濟國家，公務員的薪酬福利特點就是，餓不著也富不了，與企業主、金融家的收入不能比，擔任公務員大多是沖著穩定而非高薪高福利，穩定與高薪就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公務員的福利體制，不可與社會對成功者的激勵機制混為一談，公務員中有人才，但大多數不可能是人才，以低風險為人生皈依、一杯茶一張報紙的人生，不可能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流傳已久的錯誤觀念是，高學歷就是人才，因此北大學生賣豬肉激起一片惋惜之聲，就像封建時代中舉的人不應該從事下里巴人的職業，觀念陳腐不堪。人才的衡量，在商界是為社會創造的經濟價值，政界是為社會創造的制度價值。守低風險求高回報，社會的激勵機制必定扭曲。

　　我國公共財政體制非常不完善，法律機制不健全，公務員養老體制未經過特定程序獲得民意認可，同時權力機構的財富配置權太大，大到讓人擔心。此時與德國等國家相比，是不合適的。

　　有學者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公務員退休金標準一般略高于社會均水，但是德國公務員養老金替代率最高也不過72%，美國公務員養老金替代率低于60%，日本只有50%，而中國公務員養老金替代率卻在90%左右，到達一定級別的官員占用絕大部分資源，終身有靠。相比而言，我國職工養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2017年下降到50.3%，現在更是下降到45%左右。

　　確實，美國公務員養老金總體而言高于藍領工人，但沒有個人不繳納養老金的特權，退休后成為普通人，與所有退休人員一樣，享受通徹脹保值貼補。醫保也是如此，無論是市長還是清潔工，繳納同樣的金額就享受同樣的福利，公務員內部有大體公的待遇，更別說搞出一大堆編外人員供編內人員奴役。

　　嚴格的制度堵住了漏洞，制度不會讓公務員吃虧，也不可能讓公務員成為特權階層。《文職公務員退休制度》對美國聯邦政府中的文職人員的養老、救助和殘疾福利進行了規定。公務員的工資中扣除8%(軍人為7%)左右的養老攤派金(相當于中國的養老保險金)和1.45%的醫療保險，工作年限不同替代率不同，按照公務員連續三年任職期間連續3年最高工資的均工資作為計算基數，大家無話可說。在經濟下行周期、失業率高企之時，美國有不少人羨慕公務員旱澇保收，卻沒有人對公務員的待遇心生怨恨，原因就是長期形成的不言自明的規則意識。什么人，多少待遇，一清二楚，想發財?別當公務員。

　　億萬富翁布隆伯克從政擔任紐約市長，年薪只能象征性的1美元，而紐約市長的薪水一年不過270萬美元。2017年，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三大投行的花紅接300億美元，每位職員拿取25萬美元花紅，約為去年美國中等家庭收入的5倍。

　　沒有公共財政，吃皇糧隊伍大幅擴張，吃空餉事件時有耳聞—在權力掌握資源配置的土壤中，抱怨養老金過低，不過是撒嬌，擔心喪失既得利益的未雨綢繆。

　　公務員養老金高不高是偽命題，改革原始而龐大的權力機構，建立現代市場體制，才是百年大計，是基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