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順“道”

　　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于主觀范疇的“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于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jīng)濟規(guī)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后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guī)律。

　　《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guī)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jié)。”(《管子?形勢》)社會活動，如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nóng)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不通于軌數(shù)而欲為國，不可。”(《管子?山國軌》)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于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于人也，無私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yè)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 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兇”，“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管子?形勢》)。

　　司馬遷把社會經(jīng)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guī)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人們?yōu)榍笞陨砝�益�?ldquo;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yè)，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于社會自發(fā)的經(jīng)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guī)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史記?貨殖列傳》)。

　　“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tǒng)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

2、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tǒng)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yè)，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使“天下之民歸心”，“者悅，遠者來”(《論語?堯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孟子?離婁上》)《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管子?牧民》)。西漢賈誼說：“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于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戰(zhàn)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準。”(《新書?大政上》)這些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準則。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yè)，注重經(jīng)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yōu)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輔、樞言篇》)。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yè)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呂氏春秋?求人》)。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jīng)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

　　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tǒng)。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列傳》)。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陸宣公集?均節(jié)財稅恤百姓》第一條)。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職篇》)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chǎn)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fā)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zhàn)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漢代發(fā)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腳條播器(三腳耬)的趙過，發(fā)明和改進煉鐵鼓風器(水排)的后漢的杜詩和韓暨，對發(fā)展紡織工業(yè)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范。《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nèi)的生產(chǎn)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shù)千萬”，發(fā)了大財。

3、人和

　　“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yè)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管子?形勢》)。“上下和同”，“和協(xié)輯睦”(《管子?五輔》)，是事業(yè)成功的關鍵。戰(zhàn)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fā)講團結的典范。

　　求和的關鍵在于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于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shù)。《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管子》五輔、法法等篇)。李覯說國家的統(tǒng)治者必須“無偏無黨”， “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鉆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于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代成功的企業(yè)家也都注重人和，創(chuàng)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yè)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yè)等于無業(yè)也”。(榮德生：《樂農(nóng)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xù)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

　　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廠訓，他說“你愿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xiàn)人和，從而達到系統(tǒng)管理以協(xié)力推進事業(yè)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