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改革難見進展 專家：需打破既得利益藩籬

　　記者：有人統計過，公車改革最早是1994年提出的，為何至今20年難見進展?公車改革難在哪里?

　　宋曉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1994年曾出臺過一個規范公車使用的規定。但嚴格說，我認為公車改革是1998年啟動的。當時國務院主要領導批示，由原國務院體改辦牽頭，原國家計委和財政部、國辦、中辦等組成公車改革領導小組，對國內一些探索公車改革的省市進行調研，通過駐外使館了解世界各國公車使用的規定，初步形成了中央國家機關公車改革方案。按國務院領導指示，公車改革方案初稿進一步征求了56個部門的意見，正準備上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卻被突然終止了。

　　其后一些地方自行進行了公車改革的探索，但長期處于各地各自為戰的狀態，難以深入推進。如果說公車改革難，就是難在這項改革是政府“革自己的命”，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籬。

　　記者：此次出臺的公車改革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政策出臺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宋曉梧：我認為，此次公車改革政策是1998年公車改革方案基礎上的進一步完善。據我所知，公車改革的研究工作10多年來沒有中斷，國家發改委負責改革工作的同志一直關注各地公車改革的進程，也多次提議在中央國家機關率先實施公車改革。

　　記者：您認為中央國家機關公車改革方案力度是否夠大?

　　宋曉梧：我認為此次中央國家機關公車改革方案提出取消一般公務用車等，改革的力度是比較大的，與當前包括出租車在內的公共交通發展情況相適應。公車主要是公務員使用，公車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壯士斷腕”的舉措。

　　不少人問，為什么這次公車改革方案沒有涉及省部級干部的用車?據我了解，是因為下一步將對省部級領導和這一級別離退休人員的辦公用房、住房、用車等統一做出規定。

公車改革的難點在地方

　　作為黨政機關的“頑疾”，公車問題長期為社會所詬病。一方面是公車使用耗資巨大，另一方面是公車問題層出不窮，促成了社會諸多不滿。盡管這幾年“三公”經費的公開，讓社會監督公車多了一個渠道，但多地的公車改革基本上以失敗告終，這讓公眾期待最高決策層推出更加徹底的改革舉措。

　　公車改革終于迎來決戰時刻，日，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并向社會公布了《關于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下稱《方案》)。兩個文件明確了公車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從上到下推動公車改革。

　　此番改革有幾大亮點，比如取消副部級以下領導干部用車和一般公務用車，改為發放公務交通補貼。還明確了中央國家機關的補貼標準：司局級每人每月1300元，處級每人每月800元，科級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此外，還規定拍賣、取消的公務用車采取公開拍賣等方式公開處置，處置結果向社會公開。

　　毫無疑問，如此徹底的公車改革力度會受到社會的普遍歡迎，它有兩個突出的好處。一方面，它能夠大幅降低公眾對公車使用的不滿，公車存在會有各種抱怨和批評，大規模地取消了公車那就猶如釜底抽薪，現象都沒有了，批評自然會減少。另一方面，公車改革能夠節約大量開支，全國每年公車消費的數字估計在2000億元到4000億元之間，有專家測算，若取均數算，公車改革措施到位后，每年會減少一半的支出，相當于1500億元。

　　好處很明顯，但是公車改革的難度也顯而易見，否則十多年來一些地方試點的改革也就不會裹足不前。即便從上到下推動改革，從中央部委開始改革，這種傳導效應到了地方還是可能遭遇打折扣，畢竟當前的公車改革至少有三個難點，并且聚焦在地方。

　　首先，公車改革方案到了地方能否得到有力地執行，這是此番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通常認為，中央機關部門的公車改革是相對容易實現，《方案》會得到較好執行的，但是中國地域廣闊、區情復雜，各地情況差異較大，公車改革也最容易遭遇地方版“潛規則”。《意見》盡管安排發放交通補貼取代公車，但也針對地方不同情況補充規定：“確因環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務用車的，允許以適當集中形式提供工作用車實物保障。”

　　盡管這條規定非常實事求是，但確實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意見》沒有對“環境所限”和“工作需要”進行詳細規定，這就可能為一些地方領導干部保留公車待遇開一個口子。對于不少地方領導干部而言，使用公車不僅方便，還有身份待遇上的考慮，幾百元乃至千元的補貼并不以彌補公車改革帶來的“不便”。

　　其次，公車改革會不會遭遇變相的阻撓和干擾，這事關此番改革徹底與否的要害。在公車問題中，領導干部超標配車特別容易激起公眾反感，但不少案例查下去就發現是下級單位或者管轄企業提供的豪車。所以，當取消領導干部用車和一般公務用車后，必須嚴防下級單位或企業給領導“供”車的情況出現。

　　盡管《意見》也明確給領導干部變相使用公車下了禁令，“不得以任何方式換用、借用、占用下屬單位或其他單位和個人的車輛，不得接受企事業單位和個人贈送的車輛。”但是這種“變相使用”往往會比較隱蔽，只有當事雙方才會心知肚明，所以監督和查處會有一定難度。

　　再次，能否徹底清除公車問題上的“頑疾”需要廣泛的社會監督，但目前還沒有好的辦法。公車的使用通常與公務活動密切相關，而這方面本就是社會監督的弱項。《意見》明確“逐步探索社會化監督的有效形式和具體辦法”，中紀委此前曾表示，將探索公務用車統一標識制度，要求條件成熟的地區和部門積極推行公務用車統一標識、GPS定位等制度。這都還是在技術層面強化監督，如何能夠激活全社會的力量參與進來，形成一道嚴密的監督網，這還需要更多的制度安排。

　　此外，清除領導干部長期對于公車的心理依賴和特權思維，對于公車改革的成功也至關重要，但這就不是當前的《方案》與《意見》所能解決，還需要其他領域的改革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