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據經濟之聲《央廣財經評論》報道，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解決這一突出問題的關鍵，唯有改革。

當前經濟領域，重大結構性失衡最突出的表現是過剩產能：三四線城市那些受GDP指標驅動建蓋的房屋，有很多空置;全國許多低端、粗放的產品，繼續生產;污染天空、污染河流的工廠，還在運轉;資不抵債的企業，低效甚至無效率在占用著資本和社會資源，拖累了實體經濟，聚集著風險并扭曲著市場。這些種種問題持續的積累，帶來了經濟領域的重大結構性失衡。

結構性的問題，必須用結構性改革的措施來破解。今年，通過“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的實施，取得了突破。但是問題依然存在。去產能太多地依賴行政手段，一些地方去掉的不是產能，僅僅是減少了產量;去庫存沒有充分考慮地區差異，推進三四線城市樓市去庫存，卻拉動了一二線城市房價暴漲;去杠桿民企杠桿率降低了，而國企、地方政府臺負債率仍然高企。所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明年確定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意味著結構性改革要向經濟領域的縱深持續推進。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在于相關的改革舉措，是制度調整和制度創新的舉措。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提出：補短板，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入手，既要補硬的短板，也要補軟的短板，既要補發展短板，也要補制度短板;提出去產能的辦法，必須是市場化、法治化的辦法;尤其引人關注地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這些思路和舉措，抓住了經濟領域當前問題的核心、抓住了矛盾的焦點，反映出用改革的手段，破解當前經濟領域突出問題的力度。也反映了政策工具的精準、靈活和務實。

關于此話題，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做出了點評。

周天勇：有四個方面：第一，2017年供給側改革很關鍵、特別難的就是企業降成本。成本主要有稅、費、融資成本、運輸成本、能源成本和土地成本。今年，我們面臨的特別問題是特朗普上臺后給美國企業減所得稅，新聞報道曹德旺到美國建汽車玻璃廠之類事件，表明降成本的競爭非常緊迫，而且這是一個難點。在經濟下行、財政收入減少、土地收入下滑，企業經濟效益不好的情況下，政府還可能手中錢少，但還要減稅、減費，這就形成兩難局面。但這個事不做不行，現在稅高，費太多，社保費率太高，難度再大，也要把這塊“硬骨頭”啃下來。制造業是國民經濟從虛入實非常重要的關鍵點，要想辦法把融資成本降下來，通過金融、交通、能源、土地等的體制改革把這幾方面的成本也降下來，這是我們2017年在制造業領域供給側改革中非常緊迫地要去做的。

第二，在去產能方面，過去都是用行政辦法下指標，讓企業停產、開工，實際上，去產能還是要以市場和法治的辦法為主，市場辦法就是誰優勝誰能生存，但可能地方政府在去產能時考慮一些國企，人員很多，去產能要先把這些人員解決，私企賬上還有錢，人員好清退，干脆把私企清退了，這就不是市場經濟的辦法。法治辦法就是對一些生產很落后、冒煙很多、污染很大的企業，比如嚴格按照環境保護法要求其支付成本，把偷排者罰得傾家蕩產等。所以，今年中央提出以市場和法治的辦法調整結構，降、減產能，這是非常突出的思路，應當按照這個方向做。

第三，要考慮一系列風險，穩中求進，防止大的波動和風險，特別是在國企改革、金融方面。一是要監測、注意一些風險點，包括社會風險點。二是要考慮改革的力度和承受能力。三是要拿捏改革和風險承受能力之間的度，這是非常關鍵的。

第四，要控制房地產泡沫，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要控制其風險積累。此次中央提出了新思路，一些一線城市該加大土地供應，因為現在一些一線城市越是調控、不供土地，房價越高，土地財政上去了，但房價上來了。所以，要加大土地供給，禁止地方政府以囤地、“饑餓銷售”的辦法增加自己的地方財政。加大土地供應對一線城市而言是非常明智的選擇。另外，還是要有一些行政性的限購措施，如果沒有房地產稅，很多人會把房子作為投資品，只能是用限購的辦法來限制。其次，要考慮一些集體建設用地，不用經過國有征用，十七屆三中全會、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都提到集體建設用地土地同地同價改革，市場要等，但到現在沒落實，2017年可能要落實這個改革。加大土地供應，地價就會下來一些，因為有競爭性。

十九大后肯定要大力做改革，大力促發展，啟動經濟的新一輪中高速增長。因此，2017年應當是改革的準備年，這應當旗幟鮮明地提出來，首先要有總體的改革方案。雖然十八大提出了一個總體的改革方案，但從這幾年來看，改革碎片化、不協調，沒有整體性，這是一個問題。到底哪些是最關鍵的改革，哪些是配套的改革，哪些是盤活要素的改革，哪些是拓展經濟增長的新領域，哪些是投資新領域的改革，暫時還沒有一個分類，邏輯不清楚。

其次，這些改革只有改革方案，沒有進行風險評估、可行性研究。關于這些改革是局部的改革還是總體改革，或是某一個方面的改革，有什么風險，要注意哪些，不確定性在哪，成本如何，會達到什么效果等，都沒有評估方案。

最后，目前還沒有改革方案的施工方案。每一項改革最后要執行、落實，要被監督。尤其是各個改革工程的子工程之間，什么時間出臺、怎么協調最優，都沒有實施方案。

2020年要基本完成改革，假如再延長兩年，在2022年基本完成。這幾年是大力度的改革年，我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提醒中央和國務院，一定要好好設計攻堅改革方案。二是要對整個方案有一個評估。三是要在評估完后進行決策，之后要有一個改革的施工方案。這三個方面，需要各個部門下大力氣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