鏟除“圈子文化”，打破官場陳風陋，對于凈化官場文化，營造良好的政治環境起著關鍵作用。必須加快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進程，通過營造良好法治的環境，從根本上改變權大于法、官大于法的不良局面，及時讓“圈里人”抬起頭來看看“圈外”的世界，看看法治建設給國家帶來的繁榮昌盛，看看公正義給人們帶來的安居樂業，看看正確用權給社會發展帶來的良性進步，看看良好政治環境給黨執政地位帶來的威望。以下是小編搜集分享的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具體表現，歡迎閱讀。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具體表現一

在干部隊伍中，有這樣一類人：無論別人說什么，他都一律“好好好”“對對對”。久而久之，為自己贏得了“好好先生”的綽號。他們只講私情而不講黨性、只講關系而不講原則，認為“堅持原則麻煩多，穩穩好處多，拉拉扯扯朋友多”。這類“好好先生”奉行的正是好人主義。

*在教育實踐活動中指出，要堅決反對黨內生活中的自由主義、好人主義，這話意味深長。現在，確有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好人主義盛行，對錯誤的東西聽之任之甚至隨波逐流，把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丟得遠遠的。對上級，熱衷于“吹喇叭”“抬轎子”，百般投其所好，即使明知不對，也一味迎合;對同級，“你好我好大家好”，極力保持“一團和氣”;對下級，只“栽花”，不“栽刺”，該教育的不教育，該批評的不批評，甚至出了問題，還費盡心機去包庇、去掩蓋。

好人主義的危害不可低估。它從庸俗的關系學出發，遮蔽真相，回避矛盾，放棄批評，導致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好人主義盛行，實際上起了掩護和縱容干部錯誤和言行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領導干部問題嚴重，群眾屢屢有反映，但當地黨委、組織部門、班子同事愣是充耳不聞、裝“不知道”，甚至導致“塌方式腐敗”，這正是好人主義盛行帶來的惡果。

好人主義并不是什么“好東西”，“好好先生”也不是我們黨需要的好干部。一堆奉行好人主義的人在一起，必然蛻變為“山頭主義”“團團伙伙”。早在70多年前，毛澤東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歷數了好人主義的對象??“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者、老同事、老部下”，這些對象就是“害死人”的“小圈子”雛形，就是沆瀣一氣、利益攸關的“朋黨”的基礎。

好人主義，看起來是對人“好”，其實是對同志不負責任。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難免有缺點、犯錯誤，需要經常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許多干部犯錯誤，開始往往只是一個小缺口，如果這時候有人及時咬咬耳朵、拉拉袖子，早提醒、早糾正，可能就不至于越走越遠，滑入錯誤甚至是犯罪的深淵。更何況，有的人看起來是“好人”，其實是雙面人，當面不說、背后亂說，會上舉手、會下搖手，當面唯唯諾諾、轉身挖坑設陷，哪有半分“好人”的樣子?

好人主義，意在通過討好別人使自己得好。毋庸諱言，好人主義之所以盛行，就是因為不少“好人”得了好處，帶來模仿跟風，以致“潛規則”蔚然成風。如果干部選任只是簡單地以票取人，“唯票”的指揮棒下，必然會出現干部拉關系、拜門子、爭票數。奉行者得了好處，講原則、敢批評的不僅沒有應有的鼓勵和褒獎，甚至還被看作異類。這種“劣幣驅逐良幣”、“逆淘汰”，帶來的結果只能是搞關系的越來越多、講原則的越來越少。

“老好人”并不是真“好人”，“多栽花”無非是要“少栽刺”，“與人方便”終究是為了“自己方便”。克服好人主義，關鍵是確立科學的識人標準，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建立起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老好人”得好的價值標準。在全面從嚴治黨新格局下，中央越來越注重憑實績用干部，旗幟鮮明的引導下，好人主義者的好日子已不多矣。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具體表現二

“得罪人”與“得人心”

針對少數干部因怕得罪人而不敢堅持原則的顧慮，一位負責同志說：“作為領導干部，不敢得罪一小部分應該得罪的人，就會損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堅持原則，可能要得罪少數人，但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心。”話雖樸素實，卻道出了“得罪人”與“得人心”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干部隊伍中，確實存在不敢堅持原則、奉行“好人主義”的現象。有的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干事，對工作敷衍應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遇到矛盾繞道走、碰到困難往后退，該抓的不抓、該管的不管、該改的不改，四八穩當“太官”。有的有心“栽花”，無意“栽刺”，該教育的不教育，該批評的不批評，甚至出了問題還包著、護著。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敗壞干部隊伍風氣，損害黨的執政形象，失去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為官避事生恥。”敢于堅持原則、勇于負責、不怕得罪人，是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對領導干部來說，堅持原則、敢抓敢管在群眾眼中是最重要的形象，不講原則、不負責任在群眾眼中是最可憎的行為。要看到，不得罪歪風邪氣，就必定得罪公道正氣;不得罪少數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就可能得罪大多數奉公守法的人。我們不能因為怕得罪人，而使自己成為得罪組織和人民的人。面對利益關系復雜、矛盾問題凸顯，尤其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堅持原則、勇于任事、敢于擔當，才能形成風清氣正、奮發有為的局面。

敢不敢為堅持原則得罪人，是檢驗領導干部黨性強弱的試金石。一些人怕得罪人，不敢堅持原則，究其原因，緣于一個“怕”字：要么是怕搞僵關系，影響自己的選票，要么是自身不硬，怕引火燒身。一個黨性強、有原則、敢負責的干部，才會堅持正確的主張和意見，遇到問題敢面對，遇到矛盾敢處理，遇到歪風敢斗爭。“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對領導干部而言，就應當任其職、盡其責，在其位、謀其政，在是非面前，旗幟鮮明、原則至上;在難題面前，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動真碰硬。一個干部只要工作，就要處理各種矛盾，就難免得罪人，但只要真正為民，就應該堅持，而且最終會得到群眾的理解。

領導干部敢為堅持原則得罪人，鮮明的用人導向是關鍵。當前在干部選任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的簡單以票取人的傾向，無形中助長了少數干部的“好人主義”風氣，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關系、爭選票上。為此，不能把推薦票等同于選舉票，更不能把票數多少作為決定干部任用的唯一標準，尤其要綜合分析、仔細甄別民主推薦結果，做到既尊重民意又不簡單地以票取人，讓堅持原則的人得到褒獎，不讓“老好人”占先。堅持原則是干部德的重要因素，對喪失黨性原則的干部，得票再多也不能提拔使用。只有不讓堅持原則的干部吃虧，堅持原則的人才會越來越多。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具體表現三

圈子原本的一種含義是指人與人因為相同興趣、經歷或其他目的而結合成的非正式團體。志同道合而相聚一起，或結伴臨溪，流觴曲水，或坐而論道，疑義相析，都不失為一種人生樂趣。但是當下社會和官場上流行的圈子卻完全脫離了志趣的主題和情感的聯合。不少人削尖腦袋鉆進圈子，想方設法經營圈子，千方百計擴大圈子，形成了一種畸形繁榮的“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最注重界限。圈子看似松散，但卻“畫圈為牢”，水潑不進，針插不入。不管人與人關系多么錯綜復雜，一個人進沒進圈子，是誰的圈子卻分得一清二楚。在圈子內，可以呼朋引伴，稱兄道弟，觥籌交錯，互相照應，彼此絕對心照不宣;但對圈子外，或冷若冰霜，形同陌路，或表面和氣，暗中使絆，乃至排斥打擊，落井下石，斗爭起來毫不手軟。讓人感嘆圈內圈外是“兩重天”。

“圈子文化”很講究中心。圈子實行的是家長制。圈子中的人際關系如同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描寫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波紋的中心就是圈子的“家長”。“家長”掌控著圈子內外部資源的獲取分配和圈子的運作，圈子其他成員只能唯“家長”馬首是瞻，老老實實服從指示。圈子還實行等級制。圈子之內誰是老大，誰是心腹，誰是馬仔，誰也不會搞混。“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貴賤有別”之類的在圈子中最適用。

“圈子文化”最關鍵的是規矩。這種規矩是潛規則，擺不到臺面上，也落不到紙面上，但是誰要敢壞了規矩，那今后肯定是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圈內圈外，第一位的規矩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圈內人要是混出了名堂，必定要彼此拉一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要是出了問題，則必定要統一口徑，百般包庇。因此社會上常常聽見某個地方“拔出蘿卜帶出泥”，被“一鍋端”。圈子上下，第一位的規矩是“江湖義氣”。下屬對待老大要“忠心耿耿”，老大對待下屬則要“義薄云天”，你為我效犬馬之勞，我為你兩肋插刀。至于這種規矩是否符合黨紀國法，是否遵從組織原則，都在所不問。

這樣畸形的“圈子文化”讓一些領導干部成為利益團體的附庸，喪失了獨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斷。任其發展，將是對組織紀律的嚴重挑戰，將對黨的事業和黨的組織造成極大的傷害。

“圈子文化”從源頭上看是專制主義糟粕的殘留。專制主義延續幾千年的陳腐觀念、人身依附、等級制度、門客政治等等在黨內仍未得到完全肅清，并且在日益多元、利益日益分化的今天還有所發酵。一些人錯誤地把組織當成了朝廷，仍然在搞任人唯親、任人唯派，進行人身控制，圍繞自己打造盤根錯節的現代“宗族”，將組織內純潔的同志關系江湖化、庸俗化。“圈子文化”從形式上看是黨內宗派主義的變種。每個小圈子就是一個小團體、小山頭，它們時常鬧獨立性，只強調局部利益，無視整體利益，往往通過內部被異化的偽團結，相互間無原則的爭斗，于無聲無息中解構了組織意志，綁架了組織意圖，裹挾著組織的運行。“圈子文化”從本質上看是利己主義的惡性發展。組織的運行圍繞一個“公”字，圈子的運行圍繞一個“私”字。混跡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目的無非是為了獲利。歸根到底這類圈子都是個人利益關系的同盟。它們交織著權力、地位、關系、面子，將單純的利益交換關系發展為飽含“人情”的人際承諾，為其赤裸裸的目的蒙上一層“溫情脈脈”面紗。

匡正風氣，破除“圈子文化”的途徑有很多，但最關鍵要擺正組織和個人的關系，學會正確對待組織和領導干部個人。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認識到，無論職務高低，能力強弱，貢獻大小，個人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黨的一個組織之中。要自覺遵守黨的紀律，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參加黨內生活，認真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要時刻牢記感恩組織，而不是感恩個人。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成長進步歸根到底靠組織關心培養，而不是靠圈子幫襯，更不是靠“貴人”相助。因此要對組織心懷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覺地相信組織、更加緊密地依靠組織。但是這種感恩的對象只能是組織，而不是組織里的任何領導，決不能因為某些領導曾經有過提攜之舉，就搞庸俗的“投桃報李”那一套。

要時刻牢記對組織忠誠，而不是對個人忠誠。領導同志作為組織的靈魂，對組織控制力強、貢獻大，很多時候是組織意志的代言者。但是每個黨員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領導都只能代表組織，而不能代替組織，在組織之內每一個黨員的政治人格都是等的，絕不存在凌駕于組織之上的特殊黨員。要明白自己是組織的黨員，而不是誰的家丁、門客，不能將個人進步等利益訴求寄希望于對某些領導的“效忠”上。

要時刻牢記維護組織利益，而不是維護個人私利。決不能為了一己私利，損害組織利益，更不能拿原則送人情，做交易。

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具體表現四

圈子原本是指人與人因為志趣相同，愛好相同或為了某個特定目的而聯系在一起的人群。志趣相同、愛好相同、結伴臨溪、坐而論道都不失為人生的一種樂趣。但是社會特別是官場流行的某些圈子卻完全背離了其本質。不少人削尖腦袋鉆圈子，千方百計擴圈子，形成了一種繁榮的“圈子文化”。所謂“圈子文化”，就是一些官員結黨營私，為一己之利編制利益同盟，或官官相護，熱衷于拉關系、架天線，或是搞山頭，把分管的領域當成私人領地、把下層當成家臣，或是官商勾結、搞權錢交易。去年中央巡視組第二輪巡視反饋情況顯示，這些團團伙伙的不良風氣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問題不容小覷。在通報四川情況時，采用了“官官勾結，官商勾結，權權交易，權錢交易”的表述;廣西一些領導干部被指任人唯親，搞小圈子;江蘇一些領導干部與老板之間保持相對穩定的圈子關系，進行封閉式權錢交易;河北個別領導“搞團團伙伙，并與企業老板結成利益紐帶。”“圈子文化”是一種封建文化、庸俗文化、沒落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頑固性、貪婪性的特征。去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查辦的國家發改委系列案件，就查出11名局級干部，其中價格司原領導班子大多數涉案，這些官員身處同一個圈子。查處的類似“官員勾結”的圈子屢見不鮮，某個高官落馬后往往“拔出蘿卜帶出泥”，甚至涉及一個單位或整個行業。官員與商人勾肩搭背也是圈子的重要形式，他們相互勾結、各取所需。

“圈子文化”的源頭是封建專制，是人治。封建專制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有法律無法治，封建專制的殘余至今仍然存在，致使人身依附、等級制度、門客政治等在黨內仍有市場，并且在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有所發酵。一些人把組織當成朝廷，搞任人唯親，進行人身控制，圍繞自己打造盤根錯節的現代“宗族”，把正常的同志關系江湖化。“圈子文化”從形式上看是黨內宗派主義的變種，每個小圈子就是一個小團體、小山頭，它強調局部利益，無視整體利益，通過內部的“潛規則”綁架組織。“圈子文化”從本質上看是利己主義，圍繞一個“私”字，混進圈子的人，無非是為了獲利，歸根到底是個人利益同盟，將利益交換關系發展為“人情”關系，為其赤裸裸的目的蒙上一層“人情”面紗，結圈、進圈的人心態各異，形式不同，但目的是為了從圈內獲利。

“圈子文化”危害極大，必然導致壞黨亂政。搞圈子的人常以“鄉緣”“學緣”“業緣”等架天線，搞勾兌，使圈里人只知門戶、不知組織，只知私利、不知公義，只知圈情、不知民意。它容易形成空談淘汰實干，關系淘汰能力。尤其嚴重的是它破壞黨內團結，踐踏黨內民主，阻礙政令暢通，助長家長制、一言堂，必須予以破除。鄧小曾告誡全黨：“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很多失誤就是從這里來，很多錯誤就是從這里犯起。”*說：“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拉拉關系、套套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以利相交，利盡人散，古往今來，結黨營私的人都逃不掉樹倒猢猻散的結局，“秘書幫”“石油幫”“山西幫”就是例證。與其追逐官場的“圈子文化”，去做某領導的家臣，不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用扎扎實實的政績證明自己的能力。有能者居之是千古之真理，那些進圈子、靠關系的人，看似順風順水，實則飲鴆止渴，為某領導鞍前馬后是走不遠的。

破除“圈子文化”的方法很多，只有堅持用法治和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用法治破除“圈子文化”，必須堅持依法治腐、依法治權、依法行政。依法治腐就是把反腐敗納入法治化軌道。無論什么人，只要搞腐敗，都要依法懲處，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蒼蠅，即使進了圈子，也是徒勞的;依法治權就是把權力法治化。權為民所用、權為法所限，依附權力沒有了依靠，自然也就無需進圈子;依法行政就是依法約束行政行為。目前重點是制定各級政府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和責任清單，使各級政府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企業“法無禁止皆可為”，也就是明晰政府權力邊界，讓“圈子文化”無法滲入。用制度破除“圈子文化”，必須堅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當權力不再是可尋租、可牟利、可替人辦私事的資源，當權力回歸為正常，“圈子文化”才能失去滋生的土壤和條件，圈子才無法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