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的危害及整改方案發言

期，在中央巡視組對外公布的被巡視央企反饋情況中，“小圈子”問題屢被提及。“小圈子”已成為危害黨肌體健康的一種頑癥。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黨員、干部必須維護黨的團結，決不允許在黨內培植私人勢力，不得以人劃線，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別活動。但社會上對如何認識“圈子”，還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領導干部可不可以有“圈子”？“圈子”能不能得到凈化？要消除的是“圈子”，還是“圈子文化”？“圈子文化”的危害是什么？為澄清認識，辨明是非，本論壇特約請部分基層同志和專家學者對此進行了探討。

“圈子”可以有，“小圈子”不能碰

“圈子”是指具有相同愛好、興趣或者為了某個特定目的而聯系在一起的人群，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圈子”范圍廣泛，類別眾多，如“文化圈”、“朋友圈”、“微信圈”等，聯系較為松散。雖有優劣之分，但這樣的“圈子”大家都可以有。狹義的“圈子”特指政治上的“小圈子”，是搞親親疏疏、團團伙伙，拉山頭、搞宗派，結黨營私、謀取私利的小團體。這樣的“小圈子”與黨的性質和宗旨相背離，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違反組織紀律，危害黨的團結統一，是我們黨堅決反對的。

江蘇省阜寧縣紀委王國柱:實際上，“圈子”是個中性詞，沒有褒貶之分。領導干部也是人，只要參與社會交往，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況且領導干部正常的、適度的社會交往，有利于調節情緒、放松身心，有利于開闊視野、豐富，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擴大信息來源。只要不用來謀取私利，領導干部可以有自己的“圈子”。

井岡山干部學院姚玉珍：我認為，現實中的“小圈子”是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形式，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運行規則和文化價值觀念。從正向看，“圈子”可以使人們尋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標，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負面說，“小圈子”會使得社會關系異化為金錢關系、利益關系、裙帶關系等交織而成的不正當關系網。領導干部對“圈子”要慎重，要警惕“圈子”變“圈套”，以免掉入陷阱。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柴杰：我這里講的“圈子”是特指搞山頭主義的“小圈子”。我們黨一貫堅決反對“小圈子”。黨章明確規定，黨員必須“堅決反對一切派別組織和小集團活動”。鄧小同志曾指出：“‘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誤就從這里出來，錯誤就從這里犯起。”搞“小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大都是以利祿相勾結，以升遷相依附。*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必須維護黨的團結，決不允許在黨內培植私人勢力。要從規矩抓起。對此類問題，如不下力氣整治，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最終危害黨的肌體。

凈化“圈子”須監督和自律并重

現在，社會上各種“圈子”魚龍混雜。領導干部必須堅定信念，自覺凈化自己的“圈子”，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各級黨組織要擔負起管黨治黨的責任，對領導干部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嚴格要求，督促其凈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關系圈”，心無旁騖地投身到工作中。

江蘇省建湖縣紀委胥加洲：我認為光靠外部監督很難凈化領導干部的“圈子”。現實中，有的人認為干部的“圈子”活動涉及個人生活，不少內容屬于個人隱私，過多干涉有侵權之嫌，不宜監督。有的認為基層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任務重，一些干部在外應酬多，自然要接觸企業老板，與“大款”交友，其真實目的，局外人難以界定，無從監督。還有人認為領導干部在“圈子”的活動具有隱蔽性、私人性、復雜性，圈內人員之間又有相容性、保護性，監督起來難度大，不易凈化。

湖北省利川市紀委陳登帆：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作為領導干部，必須自覺凈化自己的“圈子”。我們注意到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中，專門把交友過多過濫，工作圈、朋友圈、關系圈復雜，作為一項需要切實解決的問題提了出來，很有針對性，紀檢干部作為監督者，如果自己的“圈子”過多過濫，更容易出問題。現實生活中，黨員干部包括紀檢干部在內，都要在社會交往中做到立場堅定，頭腦清醒，善于識人，要把握住“朋友圈”不是越大越好，“生活圈”不是越廣越好，應堅持原則，做到擇善而交、擇人而友。

江蘇省阜寧縣紀委王國柱：凈化“圈子”，自律很重要，但也離不開外部監督。必須構建家庭、組織、社會“三位一體”的監督網絡，形成監督防線。家庭監督，宜采取多種形式教育領導干部家屬多關心、過問領導干部的和生活情況，當好“廉內助”，為廉潔從政創造良好的家庭氛圍。組織監督，通過狠抓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落實，加強日常監督管理，瞪大眼睛、拉長耳朵，及時了解和掌握干部的交友情況，形成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的監督格局。社會監督，暢通群眾監督渠道，多形式、多方面了解領導干部“生活圈”、“朋友圈”的情況。通過新聞媒體、社會輿論對領導干部“圈子”存在的違紀違法行為公布于眾，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促使領導干部自覺凈化“圈子”。

堅決摒棄“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古已有之，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糟粕，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的代名詞，與以為民、務實、清廉為內核的黨的價值取向根本對立。黨內“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不利于建設良好政治生態，有百害而無一利，必須堅決予以鏟除。

知名時評人于文軍：“圈子文化”雖脫胎于“圈子”，但與“圈子”不能畫等號。我們要消除的是“圈子文化”，而不是“圈子”。從歷史與現實看，“圈子文化”是導向“山頭主義”的基礎，具有負面性，發展下去往往會破壞政治生態，讓一些黨員干部失去政治信仰，形成利益紐帶和人身依附關系。徹底鏟除“圈子文化”的土壤，非一朝一夕之功。現階段，清理和整治“圈子文化”，重在約束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促使領導干部把精力用在干事創業上。至于普通群眾的“圈子”，應當倡導其高雅向上的價值取向，使普通公民的“圈子”成為傳遞正能量的一個個能量源。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柴杰：由于傳統儒家社會重人情、輕法治的特點，我國的“圈子文化”由來已久。從唐朝的牛李黨爭、北宋的新舊黨爭，到明末的東林黨爭、清末的帝后黨爭，盡管圈子的成因不同、良莠互見，但最終都加劇了統治危機，留下了“朋黨興、政事亂”的歷史箴言。革命戰爭時期，因為斗爭的需要，形成了各個解放區、根據地和白區等的客觀分離，出現過與共產黨的黨性對立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建國之后，*一直十分警惕山頭主義、防范“圈子文化”。而從林彪到“四人幫”，無不因為搞“小圈子”，給黨的團結和*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從幾年落馬的領導干部來看，很多人都是毀于不正常的“小圈子”，導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紀律和規矩是醫治“圈子病”的良藥。要想“肌體健康”，就必須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加強對執行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情況的監督執紀，使守紀律講規矩、一板一眼按紀律和規矩辦事，成為黨員干部的自覺行為。

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黨內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依附性，是“圈子文化”最基本的特點。在查處的一些腐敗大要案中，少數身居高位的領導干部，他們選人用人，一切以能否對自己盡忠為標準，這種人身依附性，嚴重損害黨的選人用人原則。投機性，是“圈子文化”的生成性特點，它不僅推動“圈子”的生成，而且玷污共產黨人應有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敗壞黨的形象和風氣。幫派性，是“圈子文化”的總體特點。現在腐敗案件中暴露出來的幫派圈子，純粹是以黨和人民賦予的公權力為自己謀私利。貪婪性，是“圈子文化”的劣根性特點。當前揭露出來的幫派圈子，無論搞人身依附，還是搞政治投機、結黨營私，都貫穿一個“貪”字。消除“圈子文化”的影響，必須從抓價值觀建設、法治建設、紀律建設方面多措并舉，并由黨的高級干部帶頭，各級干部身體力行，只要我們有針對性地抓，堅持不懈地抓，就一定能鏟除這種腐朽文化的影響。□（張由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