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觀后感(1)

在這個封閉忙碌卻不為人所知的空間里，他們的從容和優(yōu)雅顯得與現(xiàn)代社會那么格格不入。如同片中提到的，出了故宮像是進入另一個世界，而他們便在那個古老的紫禁城里父傳子、師授徒，一代代默默付出。

在流行文化足以翻云覆雨的年代里，紀錄片的“耐看”總抵不過它“不那么好看”的事實??你可以選擇“撩妹”技能滿分的柳大尉，也完全不會抗拒被兔子朱迪暖到。在愈發(fā)匆忙的日子里，令人感到應接不暇的東西太多了，多到面對信息迷叢會時常晃神，多到“閱后即焚”成了常態(tài)，多到再沒有什么是非得到不可。對觀看意義的追逐，總被消弭成來自快感的規(guī)訓??為了打發(fā)無聊的時光，我是看一個明星在電視里出洋相也好，我是被一個萬年老梗戳中心思也罷，喜怒哀樂都變得異常簡單，坐懷不亂卻變得不再純粹。

這就是一種很尷尬的現(xiàn)狀：面對大量“速食”影視劇的涌入，紀錄片的風貌依舊，但跳脫于時代話語的迷思卻在無形中被勾勒出來。《舌尖上的中國》也好，《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也罷，講的都是最當下的事情，但它們恐怕比《花千骨》和《瑯琊榜》距離我們更遠。正當許多人喟嘆中國紀錄片黃金時代不再時，一部規(guī)模并不大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悄悄“燃”了起來：它生在央視卻成在B站，它講了現(xiàn)代的事卻令人對過去的事癡迷不已，它明明很嚴肅卻莫名“被”流行了起來。總之，這部紀錄片很耐看，也挺好看，甚至在流行文化的語境里，它能找到新的生長方向。

《我在故宮修文物》跟多數(shù)紀錄片的選題取向相似，講的都是最司空見慣的生活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存在。該片聚焦在一群故宮文物修復工作者之上，他們和我們一樣，是萬千職業(yè)中凡無奇的一類;他們又和我們不一樣，是身懷絕技、妙手回春的頂級文物修復師。片中一句“修復文物是穿越古今與百年前進行對話的一種特殊職業(yè)和特殊生命體驗”顯得異常迷人，在故宮神秘面紗的遮擋下，他們變得愈發(fā)閃耀起來。

然而，相比故宮文物的厚重，人的故事則顯得輕盈很多。想象一下，在數(shù)不勝數(shù)的瑰寶里，有那么一件能在千百年后遇到那么一個修復師也是一種緣分，而這種奇妙的際遇恰恰是觀看的迷人之處。原本以為深不可測的敘事空間，其實早就在“小確幸”的講述里得到人們的接納。因而，這并非是一部需要費神去看的紀錄片，但意義卻會在這些只言片語里得以生成。就像片中對青銅器修復師王有亮的講述一樣，原本以為面對這些浩瀚歷史里堅挺留存下的“寶藏”，人們會戰(zhàn)戰(zhàn)兢兢、會謹小慎微，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每一個綠蔭充足、光線透亮的尋常日子里，在曾經(jīng)象征尊貴地位的紫禁城的某個角落，他們擺弄著手中的奇珍異寶，云淡風輕。

如果你只是看到了這些斷裂殘損如何得以重生，那我會覺得有些遺憾。因為真正驚心動魄的“燃”點，在我看來，是這部片子想要傳遞給人們的深層價值邏輯：有關“工匠精神”和“格物致知”的想象。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后，還有一群人守在這里，并一代一代薪火相傳??他們是故宮里的鐘表匠人，是這里唯一留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當你看到他們如今仍然幾十年如一日地打理著手中那些或許世上僅此一件的零件，又或者是為抽根煙跑了幾公里走出城門以排解工作的寂寞，你都會無比相信這個世界上確實有“因為熱愛所以堅持”的牢固信仰??面對這些被歷史封塵、落敗不堪的古物，他們和那個時代一絲不茍的對話令人動容。第二集中的木器修復師曾談及，文物其實與人無異，中國古代人講究格物，用自身來觀物，又以物來觀自己。因而，片中呈現(xiàn)的這群擁有赤子之心的修復專家們，他們身上所具備的人生洞見本身也引人深思：人們修復一件文物，文物的價值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用人的品格重塑它??“格物致知”的現(xiàn)實啟發(fā)或許就在這里。

在這個封閉忙碌卻不為人所知的空間里，他們的從容和優(yōu)雅顯得與現(xiàn)代社會那么格格不入。如同片中提到的，出了故宮像是進入另一個世界，而他們便在那個古老的紫禁城里父傳子、師授徒，一代代默默付出。導演曾在本片播出后說起一點愿景，便是想要通過這部片子喚起人們“期待一個不著急的社會”，對此我也能夠感同身受。

除了內容呈現(xiàn)上的“有意義”，《我在故宮修文物》也是一個“有意思”的文本。它在豆瓣上比熱播劇的評分要高，它在B站上人氣爆棚，它還在90后、00后的心目中成了現(xiàn)象級作品??這一切都在試圖告訴我們，這部片子有著與傳統(tǒng)紀錄片不同的成色與話語風格。面對口徑很窄的話題切口，它在處理方式上卻狠狠地接了一把地氣。在片子沒有播出以前，或許很難想象這種題材的紀錄片能與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契合得那么緊密。年輕觀眾們在彈幕視頻網(wǎng)站B站上用各類“奇形怪狀”的贊美達成了一場別樣的集體狂歡：他們心疼“深藏功與名”的王師傅，他們感嘆隨口一句“走，去壽康宮!”的霸氣，他們崇拜所有修復師“一開口就是滿嘴文化”的氣質……在這些看似戲謔、調侃的評論里，其實能夠欣喜地看到年輕人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堅守與傳承，從來不曾抗拒，甚至向來敬畏。

很多年前，一部名叫《故宮》的紀錄片曾轟動一時。最后一集《永遠的故宮》里介紹了故宮全面修繕工程的開展，其中用小小的片段講述了尋找一張用以修復的裱紙的艱難過程，這恰好與若干年后展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這部《我在故宮修文物》有趣地互文了起來。我想，在所有能被留下的奇跡中，沒有什么比“人”本身更令人嘆為觀止。從這個意義上看來，尋找藏匿在斷裂殘損里的那些驚心動魄，或許是這部紀錄片被賦予的更重要的意義吧。

2016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觀后感(2)

機器的轟鳴聲、剪刀劃過紙張的聲音、硬刷子在木頭上的沙沙聲……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剛開始，就展現(xiàn)了一個貌似裝修房屋一樣的現(xiàn)場。

作為目前唯一一部拍攝故宮稀世文物修復故事的大型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用新穎的視角走進古老的故宮，第一次系統(tǒng)地梳理了文物修復的歷史源流，揭秘世界頂級文物的“復活”技術。

5年前，《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制片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雷建軍走進故宮，編寫了10萬字的有關故宮文物修復的調查報告，他希望拍攝故宮里的手藝人，做一個真正體現(xiàn)當代故宮的片子。于是，3集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誕生了，該片最在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CCTV9)播出。

給文物“治病”

故宮西北角有幾排房子，與坐北朝南敞亮的宮殿不一樣，這幾排房子東西排列，被稱為西三所。昔日這里是冷宮，如今這里是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辦公場所，里面幾十位技藝精湛的修復專家便是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的主人公。

2015年，成立于1925年的故宮博物院迎來了90周年華誕。為此，故宮博物院在2015年陸續(xù)舉辦了一系列重量級展覽??石渠寶笈特展、故宮博物院汝窯瓷器展、清代萬壽盛典展等。

其中有一個特殊的展覽是位于故宮神武門城樓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藝特展”。特展是故宮博物院首度舉辦以文物保護修復為主題的修復技藝和成果展，展覽分為古書畫裝裱與修復、木器修復、紡織品文物修復、漆器修復、陶瓷修復、囊匣設計制作、鐘表修復和百寶鑲嵌修復等11個單元。每個單元從代表性的修復案例出發(fā)，以展陳修復后的實物為主體，從文物損傷狀況、技藝、傳承譜系、文物修復過程等幾方面進行梳理與展示。

故宮浩瀚的文物收藏及龐大的古建筑群之所以能歷經(jīng)風霜仍以“如初”的面貌示人，正是緣于故宮博物院已傳承60載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藝。

這些經(jīng)過修復的文物出自何人之手，其實并非人們想象中正襟危坐、不茍言笑的老者。在這一群人中，即使年60歲的老師傅，看起來也只有40多歲。《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導演葉君說，與人們想象中的氣氛肅穆、戰(zhàn)戰(zhàn)兢兢面對文物的狀況不同，修復國之瑰寶的現(xiàn)場很日常化，“這些老師傅在宮墻里，環(huán)境安靜，生活節(jié)奏慢，每天看著這些賞心悅目的東西，自然年輕”。

從故宮地庫里取出來的屏風已經(jīng)封存了300年，珍貴的紫檀木邊框，彰顯財富的螺鈿鑲嵌，鑲銅壽字，在經(jīng)年累積的塵土下，隱隱若現(xiàn)。如果沒有修復師們精湛的技藝，這些曾經(jīng)華貴無比的屏風，還會以這個模樣，繼續(xù)在故宮某個角落里殘破下去。

他們視自己為普通的故宮工作人員，但其實，他們是頂級的文物修復專家，是給故宮文物“治病”的醫(yī)生。他們的著裝言談與我們無異，同時生活在工業(yè)時代，但他們的手藝，卻有幾千年的生命了。

他們師傅的師傅，是中國古代“士農(nóng)工商”中的“工”，如今這里依然保留著師徒制。

2015年初，故宮博物院想拍攝一部關于“工匠”的紀錄片，曾經(jīng)參與過《故宮100》的導演葉君順理成章地成為此次拍攝的導演。

《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出品人蕭寒說，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就明確，這部紀錄片要做的不僅僅是故宮里的物件，還有這群文物背后的手藝人，希望打動觀眾的是有感情、有溫度、有情趣的人。

為了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化的故宮，葉君和他的團隊在故宮里拍攝了4個月。師傅們以為他們呆幾天就會走。當時正值春夏，這群年輕人卻像“蒼蠅”一樣，天天都在。

葉君說，他也曾拍過幾天就完事的紀錄片，但是人物都是扁化的，“這次是紀實紀錄片，需要長時間的拍攝，很短的時間師傅們也很難掏心掏肺”。故宮里的人給葉君取了個外號??“葉問”，一個姓葉的，總是問這問那的人。

與修復的師傅們同勞動、同吃飯、同聊天，這支拍攝團隊不僅獲得了師傅們的信任，有些還成為朋友。故宮里嚴格遵守朝八晚五的工作時間，紀錄片的工作團隊卻不會在5點收工，只要師傅們不反感，下班后還要跟著。

于是鏡頭里，儒雅內斂、開朗外向、年輕活潑，各具特點的修復師們展現(xiàn)了故宮的另一面。也因此，一個青春化，讓年輕人看得下去的紀錄片便產(chǎn)生了。

故宮匠人

故宮有嚴格的文物保護制度，每天早晨上班，文保科技部的師傅們都要打開7道大門。民間流傳一種說法，故宮夜里鬧鬼，所以早來的人應該吆喝，一聲“走著”在空蕩的故宮上空回響。

青銅組的王有亮師傅說，其實是怕晚上沒人，開門的時候這里面有黃鼠狼、野貓之類的小動物，噌的一下竄出來。

故宮里幾只花色各異的貓，也許就是宮廷御貓的后代。拿出貓糧，喂喂院里的幾只野貓，師傅們一天的修復工作就開始了。

為了給故宮博物院建院90年獻禮，壽康宮將完成“史上最強”復原。時隔244年，200多件曾經(jīng)深藏故宮庫房的珍寶，將重回壽康宮。

王有亮和徒弟高飛負責壽康宮里一件號稱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海南黃花梨柜子的修復。柜子里的暗格曾經(jīng)藏著上百件的珍寶，經(jīng)過擦拭，柜門上的金屬拉手再次熠熠生輝。

身穿藍色大褂的王有亮，坐在柜子對面的床榻上，看著身著現(xiàn)代迷彩裝的徒弟高飛爬上梯子，完成高處的工作。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句解說詞：乾隆的生母，當年也許就像這樣，坐在這里欣賞過自己的柜子。鐘表組的王津師傅，也曾在鐘表館里這樣看著自己修復的一座座鐘表。

儒雅沉穩(wěn)的王津說，故宮收藏了世界各地的精品，一些大型英國鐘表，大英博物館都沒有，故宮的鐘表藏品或者件數(shù)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參觀者無法看見這些鐘表最美的樣子，讓一輩子都在故宮修復鐘表的王津遺憾不已。

對于自己修復的文物，師傅們常常要這樣觀賞很久，贊嘆古人精湛的技術，也自豪自己的修復技藝。

故宮90周年的展覽中，慈寧宮里有一尊遼金時期的木雕菩薩像，原本是斷了指頭的，木器組的屈峰、史連倉和謝揚帆師徒的工作是根據(jù)斷痕、形態(tài)用原本的材料做出缺出，進行修復。

在木器組的辦公室里，屈峰和同事們一邊忙著手中的雕刻，一邊說道，文物跟人一樣，故宮里這些東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過程中，總是要把自己融入到里面去。“在世上走一遭，都想留點什么，才有自己的價值。”屈峰說。

很多人認為文物修復者的價值，是把文物修好，屈峰認為不見得是這么簡單，修文物的過程中，修復者跟它的交流，對它的體悟，其實也是把自己融到里頭了。

葉君在解說詞里寫到，修復文物，是穿越古今、與百年之前的人進行對話的一種特殊職業(yè)和特殊生命體驗。

看著修復完畢的木雕菩薩像被運走，史連倉和謝揚帆師徒站在門口，依依不舍。

故宮的老師傅們大多是十幾歲就進入故宮做學徒。史連倉3歲的時候就住在故宮邊上了。他的父親1982年從故宮木器組退休后，他接班進入了木器組，從小到大，50多年的時間就在故宮度過了。故宮對史連倉和這些擁有匠人之心的師傅們來說，不僅是一份工作。

鑲嵌組的孔艷菊，大家都喊她孔孔或孔姐，她手下的文物，從原料到一件藝術品，經(jīng)過怎樣的雕琢，有哪些經(jīng)歷，都是她跟文物很有意思的對話。不僅如此，修復還會加入現(xiàn)在修復者的手藝、對美的理解等各方面的因素進去，“你是湊合湊合還是不能湊合、認真對待。這里面有一種精神在，所以你覺得它是活的。”孔艷菊說。

現(xiàn)在的師傅們，可以看出上一個修復者當時的技藝如何，甚至可以猜測他當時的心理和外貌，這是一種穿越古今的奇特體驗。

書畫作品，往往百八十年修復一回。片中，書畫組正在修復一幅貼在門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畫，書畫組的書畫修復科科長楊澤華推測道：“這漿糊抹的不太厚，不知道那人(上一個修復者)長得什么樣，一定是高高大大的。”修復室里一陣歡笑。

不一樣的故宮

“解說n、l不分。”觀眾在《我在故宮修文物》的評論里批評解說的口音。葉君笑著說，這是故意為之，本來就不打算找一個專業(yè)的配音。

該片解說配音曹志雄是湖南人，曾經(jīng)是《魯豫有約》的制片人，現(xiàn)在的職務是《超級演說家》的制片人。葉君認為，“這雖然講述的是故宮，但是他們并不想做成一個就傳統(tǒng)說傳統(tǒng)的紀錄片。我們背著唐詩宋詞長大，但是我們也是用手機、電腦的現(xiàn)代人，經(jīng)過現(xiàn)代趣味的處理，現(xiàn)在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

而這部紀錄片能夠讓年輕人喜歡，更重要的是《我在故宮修文物》里的故宮并不是深宮墻里沉悶、嚴肅的故宮，故宮里的老師傅風趣、幽默、生活化，同時片中還有一幫愛說愛笑的年輕人。

拍攝期間，故宮里的杏子成熟了，落在地上的杏子成了螞蟻的美餐。工作放松的間隙，木器組的成員們拿出棍子，開始了收獲。在故宮里的另一個好處，就是這里綠意盎然，他們可以在瓜果飄香的環(huán)境里工作、生活。

有些樹是他們自己種的，有些樹是他們的師傅種的，還有些樹，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種的。

種些植物、養(yǎng)個鳥、逗逗貓，外加上朝八晚五、不能隨意加班的工作制度，這些都讓人羨慕不已。但是對于文物修復，這些“綠燈”都是為了讓師傅們更加集中地工作，一點松懈，在文物修復上，都可能是無法挽回的傷害。

王津修復的銅鍍金鄉(xiāng)村音樂水法鐘，它原來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個小毛病也許就得調上個一天半天，這個過程還得反反復復。王有亮在堆滿調色板的工具桌上調配青銅器的顏色，不順利時一個顏色都要調上一個星期。

這是個急不來的行當，與當下快速的生活觀念格格不入。王津說，他的時間感與宮外的人們是不同的，“干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

鏡頭下，紡織品修復組的陳揚正在辦公室的一角織緙絲。在古代，緙絲的使用者非富即貴，皇帝龍袍用的就是緙絲工藝。一個熟練工一天也只能織出幾寸緙絲，因此現(xiàn)在人們已經(jīng)不用緙絲了。陳揚說，即使是蘇州的年輕人都忍受不了緙絲。

2009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了紡織品修復組，這里沒有所謂的師傅徒弟，參與工作的都是年輕的女孩。在進行特殊修復的時候，即使是在炎熱的夏天也不能開空調，“還不能抹粉底，不能化妝，不能噴香水，不可以做指甲”，女孩子們迅速地補充著。

最幾年，故宮每年大約吸收四五十名應屆畢業(yè)生。在文保科技部，如今年輕人占了一大半。5年后，隨著老員工慢慢退休，故宮將有三分之一的員工替換成新鮮血液。

雖然許多觀眾看過紀錄片，紛紛表示要到故宮修文物，但是其實很多年輕人并不愿意到故宮工作。

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的孔艷菊在進入故宮博物院之前，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以為這里只是一個旅游景點。孔艷菊篤定地說，剛從學校畢業(yè)來這里工作時，每個人都很難適應，需要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才能適應，“一進入大宮墻，外面什么聲音都聽不到了，就如同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孔艷菊說，剛入職時，故宮里安靜的讓她都不敢說話。

如今她已經(jīng)是故宮里的老員工，也是鑲嵌組的科長，她組里的年輕人也漸漸多了。但是在文保行業(yè)，即使已經(jīng)工作5年的修復師羅涵，在這里還是個新人。

故宮在接受這些年輕人的同時，也引進了許多現(xiàn)代技術??谷歌眼鏡、3D打印技術、掃描等，都慢慢成為故宮的裝備。與此同時，面粉熬制的漿糊、豬血、生漆、魚鰾等原始的技術也仍舊在這里流傳。

如果沒有《我在故宮修文物》，當我們與展廳里品相完整的文物擦肩而過時，很難知道它們曾歷經(jīng)斷裂殘損和驚心動魄的修復。

文物是過去式，但修復文物是正在進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