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黨95周年即將到來之前，政治局于6月28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條例》的出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算是我黨送給自己的一份生日禮物。“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在“三嚴三實”如火如荼開展的當下，如何強化對黨員干部和黨組織的問責，以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一直是擺在我黨面前的一道難題。如今，《問責條例》的出現，以黨紀黨規的形式，祭出了一記重拳。

這次公布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以政治局的名義審議通過的，相較于以前兩辦的發文，級別更高。單從這點，就足以說明，中央對于問責追責的重視。除此之外，這次的《問責條例》的主要對象是黨組織，具體而言就是黨委和紀委，其次才是對黨員干部的問責。換言之，《問責條例》的問責既要問黨委的主體責任，又要問紀委的監督責任，同時還要問領導干部的領導責任，這樣的問責全覆蓋，無疑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再一張生動寫真。

正是因為這次新出臺的《問責條例》具備這些亮點，所以《問責條例》一經公布，就立即引起了輿論的關注，成為網民熱議的焦點之一。從媒體的報道程度以及網民的討論熱度來看，《問責條例》的頒布確實可以稱得上一件大事。但是，《問責條例》畢竟還只是一則則條例，能否在現實的操作中迸發出預想的力量，還需制定相應的措施，打造一套“組合拳”作為保障。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再好再嚴厲的問責條例，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力作為支撐，那么問責不過就是一紙空文，沒有絲毫意義可言。當然，在有了《問責條例》之后，還需要在貫徹落實上下足功夫。因此，各地地方政府，各個機關單位，必須及時學習《問責條例》，并且在工作中身體力行的踐行，尤其是黨委和紀委，要做好模范帶頭作用。此為其一。

其二，對《問責條例》的貫徹落實，要建立科學的監督機制。《問責條例》雖好，但是也不能指望條例一頒布，就能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在貫徹落實的過程中，各地免不了會出現抵觸、扭曲條例等情況，對此，就有必要輔之以必要的監督，杜絕類似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監督機制的建立，不是一味地架屋疊床，而是綜合運用現有的監督體制，進行有機地整合。

只有當《問責條例》的嚴格，遇到強有力地貫徹執行，再配上科學靈活的監督機制，才能打出一套完整的全面治黨的“組合拳”。希望，在這套“組合拳”的作用下，能夠喚醒黨員干部和黨組織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激發黨的活力，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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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黨內法規：

★2015年10月12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

★2015年10月12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2017年6月28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在建黨95周年之際審議通過“問責條例”，再一次彰顯了*從嚴治黨的堅定政治決心，顯示了黨要管黨的信念。把從嚴治黨的政治承諾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和行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抓起，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風”問題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同時堅持嚴厲查處腐敗行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提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效能的利器。

從去年“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出臺，到剛剛通過的“問責條例”，都反映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也說明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正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得到科學化提升。

因對下屬單位負責人違法問題未按規定落實黨紀政紀處分，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委原書記潘增武被問責。

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了部分地區和部門查處的7起典型問題，都是因為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被問責，潘增武正是其中之一。

上述通報發布不久，6月28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從嚴治黨拒做“廉潔的庸官”

今年已滿60歲的潘增武，是山西省交城縣人，整個仕途也沒有離開過山西。

18歲時，潘增武參加工作，之后12年間一直在山西煤田地質勘探l48隊工作。

1987年，他開始了在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的學習。課業結束后，潘增武擔任山西煤田地質勘探148隊開發公司經理。1996年，時年40歲的潘增武升任山西省煤炭地質局副局長，分管多種經營工作。

2011年8月，他再次晉升，擔任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委書記。

就在潘增武擔任山西省煤炭地質局黨委書記不久，2011年11月，山西省煤炭地質局下屬115院原黨委書記閆全福、原院長王剛、原副院長謝安，因單位行賄犯罪被一審判處刑罰。

一審之后，山西省煤炭地質局對閆全福等3人僅進行了崗位調整，未按規定及時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通報中稱，閆全福等3人對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1月，二審法院對此案下達終審判決。此時，山西省煤炭地質局紀委書記李興武提出，應按規定給予上述3人黨紀政紀處分。然而，潘增武以3人已提起申訴為由仍不按照規定安排辦理。

2015年9月，在山西省委巡視組督促下，山西省煤炭地質局才給予閆全福等3人黨紀政紀處分。

2015年12月，潘增武退休。

2017年2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等問題，潘增武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降低退休待遇。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此次通報的7起典型問題中，還包括原上海城建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張焰等人因對巡視發現問題整改不力被問責;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原縣委副書記、縣長費長輝因班子成員嚴重違紀且未如實報告有關情況被問責等。

通報指出，被問責的人員作為黨的領導干部，本應恪盡職守、從嚴管黨治黨，卻在實際工作中不敢擔當、失職失責，嚴重背離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對這些行為實施問責再次說明，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

6月28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

會議認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對于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后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

對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釋放了中央將更加實行從嚴治黨的信號，“越往后執紀越嚴，越往后領導干部越要有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

“在當前的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一些領導干部出現了懶政惰政、不作為現象，‘問責條例’的通過，就是要求領導干部不僅要守紀律講規矩，還要有作為。”杜治洲說，“既不能做有作為的貪官，也不能做廉潔的庸官。”

“在建黨95周年之際審議通過‘問責條例’,再一次彰顯了*從嚴治黨的堅定政治決心，顯示了黨要管黨的信念。把從嚴治黨的政治承諾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和行動。”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反腐敗“好好先生”將被問責

在7起典型問題中，貴州省貴陽市工信委原黨委書記唐慧榮，則是因單位發生多人違紀違法問題被問責。

在唐慧榮任職期間，11月至2015年2月，貴陽市工信委原黨委委員、總經濟師周冰，投資與技術改造協調處處長屈藝等5人因違紀違法受到查處，涉案金額1000余萬元。

通報中稱，唐慧榮任職期間，對市工信委有關處室人員長期存在的收受企業賄賂和禮金問題，以及周冰在廉潔從政方面的不良反映和苗頭性問題，沒有足夠重視并采取有效監管措施。

貴州省紀委監察廳網站通報稱，周冰在擔任貴陽市工業和信息委員會科技處、產業政策與投資規劃處、中小企業發展處處長及黨委委員、總經濟師期間，利用管理工業技改項目及資金的職務便利，在申報項目、資金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接受企業和個人賄賂;假借親屬身份伙同他人成立公司，利用職權，以提供咨詢收取“咨詢費”為名收受賄賂。

2015年11月，周冰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強調，堅持問題導向，突出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管黨治黨不嚴不實、“四風”和腐敗問題多發頻發、巡視整改不落實等問題的問責。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問責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

杜治洲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已取得顯著成績，黨內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圍，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優勢正在形成，“‘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在反腐敗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履行反腐倡廉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

宋偉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紀律建設和作風建設抓起，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風”問題和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同時堅持嚴厲查處腐敗行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則是提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效能的利器。

★黨內法規體系逐漸走向完善

根據公開資料梳理，黨內問責制度的專門依據，其中之一是中辦、國辦在2009年頒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此外，黨內問責制度還分散在諸多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中，比如行政監察法、《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和《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等。

有學者統計，現行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與問責相關的多達上百部。

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

規劃綱要中提出：“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范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干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干部復出條件、程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員追求的高標準和管黨治黨的戒尺得到了明確。

2017年1月，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時提出：“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

宋偉表示，“問責條例”的審議通過，應當是《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的修訂升級版，同時也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新理念、新思路。

杜治洲認為，從《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到“問責條例”，不僅是效力層級得以提高，也把過去散見于不同問責規定當中的制度統一到一部黨規中，提升了問責制度的權威性。

“從去年‘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的修訂出臺，到剛剛審議通過的‘問責條例’,都反映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完善，也說明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正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得到科學化提升。”宋偉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杜治洲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問責條例”的制定，一方面通過問責有利于“廉潔自律準則”“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的執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黨員領導干部履行廉政責任，領導干部不僅自身要廉潔，還要管好下屬的廉潔。

“‘問責條例’可以有力強化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的落實，也成為問責處理的重要依據。”宋偉說。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全面從嚴治黨、推進標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