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禁補課不僅僅是制度上的管理規范問題，更是觀念問題。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竟然不以為然，于理、于法，都說不過去。

■姜朝暉

日，揚州高郵市多名學生家長向媒體反映，孩子剛上小學一年級，就被學校老師要求到校外一家培訓中心補課，每門課收費260元，學費由老師代收。事情爆出后，當地記者前去采訪問及如何處理時，教育局某負責人不耐煩地稱，“又不是殺人放火，要處理什么。”

相比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話，“又不是殺人放火”，雖說有些傲慢，筆者以為，卻反映了當地教育主管部門某些人的真實想法。倘若真是這樣一種觀念和態度，那么，就著實讓人覺得可悲、可怕。可悲之處就在于缺乏對國家教育政策的學習，可怕卻是以行政思維無視國家教育法規。

細細思考這起事件，除了這位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的驚人“雷語”，還有一些地方值得深究。一是讓教師在小學生入校時收取補課費，已然不是教師個體行為，而是學校行為，甚至可能涉及到當地教育主管部門；二是該校外培訓中心作為社會力量培訓機構，卻掛著“關工委”的牌子，借助官方的影響力謀取私利；三是如果真如當地“關工委”回應的是為貧困學生做校外免費輔導，但卻為何又收取補課費用？再說和國家教育“減負”政策也是相悖的；四是該培訓中心在當地辦了8年小有聲譽、補課教師以退休教師為主、教學內容主要是訓練學生思維、事件處理要等上級回復等等，其實這些都有為當事人和學校搪塞開脫之嫌。

以往媒體報道有教師私下校外上課的，也有學校利用校外機構集體組織補課的事情，但是教師、學校、社會培訓機構、當地教育局、地方關工委捆綁聯合在一起，利用各自手中的權力，通過給學生補課，謀取個人私利的事情，卻并不多見。更大的問題在于，對于這種明顯違反規定的事情，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竟然不以為然，于理、于法，都是說不過去的。

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規范辦學，嚴禁補課。比如，2017年出臺了《教育部關于當前加強中小學管理規范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2017年教育部公布了《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征求意見稿），2017年教育部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