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城鎮化浪潮正在猛烈沖刷著農村教育的大堤，農村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應當怎樣看待這種變化？農村教育的變化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間、農村城鎮化與教育城鎮化之間到底存在怎樣一種關聯？農村教育城鎮化是否切實可行？社會學者胡俊生教授的新著《農村教育城鎮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則旗幟鮮明地提出農村教育城鎮化主張，并就其概念內涵、適應范圍、指導原則、國外經驗、國內樣本、理論依據等一一論述，分析有理有據,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以社會學視角觀察社會變遷中的農村教育

作者以社會學者的身份,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通過對陜北農村學校的實地調查訪談，將農村教育的變化置于整個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觀察考量，比較清晰地勾勒出了當下農村教育的真實狀貌。作者指出,當下鄉村學校普遍遭遇學生外流、教師不穩、陣地失守三大尷尬。主動外流人數已逐漸超過被動外流人數比例,且學生外流呈現出低齡化、主動化、逐層向上流動等傾向。縣城學校是大部分農村學生的主要流入目的地，小部分學生則流向地（市）或省城學校。學生外流引帶教師外流、學校撤并，鄉村學校的頹勢已不可逆轉。在此同時，城區（縣城鎮、市區）學校持續火爆，“超大班”現象十分普遍，與鄉村學校的衰落形成巨大反差。城區教育資源的緊缺與農村教育資源的閑置，對比明顯。地方教育行政部門一手抓農村學校的撤并，一手抓城區教育資源的擴充，后者已逐步成為工作的重點。盡管如此，因為農村學生流速快、增量大，剛性需求堅挺，城區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供需矛盾突出。基礎教育的重心事實上正在由鄉下轉向城鎮。農村教育的主陣地在向城里挪，農村教育的經費更多地得往城里花，農村教育的文章得在城里做。從根本上說，是城鎮化提速引發城鄉教育格局的調整，空心村、空殼校、入城潮之間存在著內在因果關系。只有站在城鎮化迅猛推進的大背景下考量農村社會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才不會因農村學校的迅速瓦解而驚慌失措。

教育城鎮化有助于促進“人的城鎮化”

“農村教育城鎮化”是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認為，中國的城鎮化大致在經歷“土地城鎮化”、“勞動力城鎮化”和以舉家遷移為標志的“人的城鎮化”三個階段。“民工流”之后必然會出現“學生流”，沒有“學生流”，則農村“留守兒童”與城市“流動兒童”問題仍將難以合理解決，“人的城鎮化”就是一句空話，農村孩子也將無法正常分享城市優質教育資源。“教育城鎮化”作為“人的城鎮化”的一部分，是民眾的選擇，也是社會運行的規律。作者對此做了深入的學理探究，他將“農村教育城鎮化”界定為農村初中以上教育的縣城化。認為目前實際上存在著“半城鎮化”、“城鎮化”和“本土化”三種樣態，它們向城鎮化的目標分別邁出了半步、一步和原地踏步。立足農村辦學，城區名校下鄉幫教，這種“本土化”樣態或“非城鎮化”樣態雖然比較多見，卻往往效果不佳；以城帶鄉、以強帶弱、捆綁式發展的“半城鎮化”樣態，表現為一個法人代表，兩個辦學場所；名份在城，實體在鄉；主管在城，配合在鄉；權限上移，資源共享。這一做法較前進了一步，但“半”的特質十分明顯。“城鎮化”樣態，即指村校撤并，學生轉移，由鄉入城（鎮），農轉非農。在作者看來，“城鎮化”樣態，正在由山區向原擴展，由局部向全局擴展。外推力是城鎮化，內驅力則是人們對于城區學校優質教育資源的追求。政府的責任應當是順乎民愿，乘勢而為。本著“校隨人走，需求導向”原則，著力做大做好做強縣城學校，努力擴大城區教育資源，以“大縣城、小鄉村”學校格局化解入城學生流壓力。唯其如此，“人的城鎮化”戰略才能落地生根，入城求讀的農村學生才能真正受益。

農村教育城鎮化應當有條件地推進

基于自然條件、地理環境等客觀實際，農村教育城鎮化在西部山區更為適宜。當下目標指向是農村初中及以上教育的縣城化，長遠目標則是城鄉教育一體化、無差別化。但我國的東、中、西部三大區域差異巨大，無論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戰略或政策，很難一概而論。因此，分類指導，東西有別；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解決反對一風吹、一刀切，是推進農村教育城鎮化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當初農村學校撤點并校布局調整過程中的某些偏差行為，教訓深刻，務必牢牢汲取。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既要與城鎮化進程相合拍,與新型農村社區規劃建設相同步；又要特殊區域特別對待，該保留的保留，不該撤的堅決不撤。一切都應基于農村生活實際，充分顧及當地民眾的切身利益。務必處理好農村孩子“好上學”與“上好學”、方便眼前與著眼長遠的關系；務必處理好農村教育陣地失守與鄉村文化存續的關系。應該說，作者對上述重要問題的辨析和把握是客觀理性的，實事求是的，理論闡釋深入淺出有理有據；案例研判兼顧不同區域類型不同層次學校，避免了片面和極端，頗具示范性、說服力。因此，該書的理論價值及資政意義顯而易見，尤其對地方政府及一線教育工作者的行政決策、行政行為等，更具啟發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