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征夫認為，讓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容易導致“輿論審判”，不利于法院的獨立審判，也不利于司法公正。

這次，朱征夫參加兩會，繼續關注防止冤假錯案，他一口氣帶來9條建議，均與此有關。

朱征夫今年兩會擬提建議

1讓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要慎重

2嚴格言詞證據的采信標準

3降低非法證據排除的門檻

4偵查機關不宜在案件判決前搞立功授獎

5擴大取保候審的適用范圍

6試行偵查訊問時律師在場

7創造條件讓法官敢于依法作無罪判決

8少安排法官開會

9適時批準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嫌疑人上電視認罪】

“讓嫌疑人上電視認罪不利于司法公正”

新京報：今年你在提案中提到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的問題，你的觀點是什么?

朱征夫：我的建議是別讓嫌疑人上電視認罪。從法律上來說，如果沒有證據佐證的話，在電視上認罪是不應該采信的。因為有太多的可能性會導致犯罪嫌疑人違背意愿和違背事實認罪。在法院判決之前，要避免整個社會把他們當做罪犯來對待，否則對他們不公，萬一法院后來判他們無罪呢?

新京報：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算是口供嗎?

朱征夫：算是。這種口供有證據效力，但單憑口供是不能證明當事人有罪的。

新京報：提出這個建議出于哪些考慮?

朱征夫：我比較關注有罪推定的現象，讓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是對其進行有罪推定的一種形式。從我觀察到的案件情況來看，上電視認罪有違背當事人意愿的情況，也有違背事實的情況。

新京報：從司法角度分析，讓嫌疑人上電視認罪，會帶來哪些不良后果?

朱征夫：這影響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實施，而且會干擾法官的審判。會使檢察機關和審判受到偵查機關的壓力，不利于檢察院的獨立審查起訴和法院的獨立審判。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護和司法公正。

新京報：從輿論角度講，會有哪些不當之處?

朱征夫：容易導致“輿論審判”。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再經過媒體報道、傳播，就會誤導公眾認為嫌疑人就是有罪的。這種情況下，如果證據不能支持，法院依法判無罪的壓力就更大了。

辯說

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并不等于真的認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嫌疑人失去人身自由后，在多種情況下，均可能違背其真實意思而上電視認罪。嫌疑人還可能因為不懂法律而誤以為自己犯了罪，甚至可能有意替他人頂罪，所以只有認罪沒有充分證據佐證，并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言詞證據】

“試行偵查訊問時律師在場”

新京報：請具體講一下嚴格言詞證據采信標準的建議。

朱征夫：言詞證據須有實物證據佐證才能采信。現行的證據制度太注重言詞證據，單憑口供、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就可以給犯罪嫌疑人定罪。而言詞證據主觀性強，客觀性差，犯罪嫌疑人口供、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也可能逼出來，誘出來。

新京報：能否舉例說明。

朱征夫：比如說，在一起行賄受賄案件中，行賄人說自己送了錢，受賄人說自己收了錢，如果只靠言詞證據就可以給他們定罪。但事實上，這種口供通過逼供、誘供、騙供等方式都可以得到。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可能出現栽贓陷害的情況。所以說，一定要有實物證據佐證，僅僅依靠言詞證據是很容易冤枉無辜的。

新京報：從司法機關的具體操作來看，這個建議應該如何落實?

朱征夫：偵查機關要輕口供甚至零口供，在采集證據的時候要合法，不能誘供、逼供、騙供。偵查機關在使用證據的時候，一定要有各種印證，各種鏈條要能夠咬得上，而不能靠推論。

新京報：現行制度是如何規避偵查機關刑訊逼供的?

朱征夫：我們現在是全程錄像，但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人做手腳。我認為律師在場是最好的規避辦法。

有個詞叫做“寧縱毋枉”，我們要冒著寧愿某些案件不破的風險，也要保護好老百姓的權利，不能出現冤枉好人的情況。

注說

除了合法收集證據、嚴格使用證據之外，朱征夫還建議審訊的時候律師在場。法治比較健全國家很少有刑訊逼供，因為律師不來他們就沒法兒審訊。但是我們國家沒有律師在場權。為了防止刑訊逼供、誘供、騙供，建議在我國部分地區試行偵查訊問時律師在場。

【無罪判決】

“排除干預，讓法官敢于作無罪判決”

新京報：你提出，要創造條件讓法官敢于依法作無罪判決，能具體闡釋一下嗎?

朱征夫：我國法院作無罪判決的比例非常低。而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這么低的無罪判決率，違背了司法工作的常理，同時也意味著可能許多依法應當判無罪的案件被判了有罪。

新京報：無罪判決的比例偏低，原因何在?

朱征夫：一方面，法官在判案時會受到來自有關辦案部門的壓力，判了無罪，好像有關辦案部門就辦了錯案，沒有面子。

另一方面，法官同時還會受到被害人家屬的壓力，一些家屬可能會去鬧事，給當地政府造成維穩壓力。另外，如果做出無罪判決，當前的社會情緒會讓法官擔心，被別人懷疑收了被告人的好處，或是與被告人有其他瓜葛。

新京報：怎么創造條件讓法官敢于作無罪判決?

朱征夫：要保障法官職業的穩定和安全。法官一經任用后，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降職，也不得被隨意調離原來的審判崗位。同時還要采取必要措施保護好法官的人身安全，建立扎實有效的法官職業保障體系。

另外，還要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排除一切外部干預，真正實現由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社會和公眾“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法律意識也需要得到提高。

資料顯示，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無罪判決率一般在5%左右，英美法系國家或地區的無罪判決通常高達20%，香港地區的無罪判決率更是高達45%，但是最十幾年我國的無罪判決率一直低于1%，的無罪判決率為0.066%。2015年各省法院報告的無罪判決率也少有超過0.1%的。

【律師與法官轉行】

“兩職業人員流動有利于相互理解”

新京報：去年，上海一位“千萬律師”轉行做法官，引發輿論廣泛關注，你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朱征夫：我非常理解這位上海律師的選擇。因為從一個法律職業人的角度來講，法官是我們最終的職業歸宿。

法官這個職業所帶來的尊榮感，是其他法律人的職業所無法比擬的。在國外，有很多優秀的律師在做了很多年之后，都轉行做了法官。

新京報：現在律師轉行做法官的通道多嗎?

朱征夫：不多。現在司法改革搞主任法官員額制，法院內部還有不少司法工作人員沒有消化，等他們自己消化完之后，可能從社會上更多地公開遴選法官。

新京報：有律師轉做法官了，也有不少法官和檢察官轉做律師，你怎么看待這兩個職業之間的相互流動?

朱征夫：法律人的這種流動和選擇是很正常的。他們轉行做律師可能是因為工作太繁重，或者生活壓力太大。但我認為還是職業志向起決定作用。

新京報：律師和法官兩個職業的人員流動，對改善兩者關系有何影響?

朱征夫：有好處。兩個職業的人之間能夠互相理解，相互尊重。

解說

在其他一些國家，很少有法官轉行做律師。一般情況下是40歲以上的律師改行去做法官，做法官的門檻比做律師高得多，律師要有足夠的經驗才有可能成為法官。但我們國家法官相對年輕一些，大學生一畢業就可能去法院工作，鍛煉幾年后就可能做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