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公認為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勞動年齡人口呈現負增長、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齡化等所有發達國家的通病都已經體現在中國身上。

　　有專家測算發現，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和勞動人口的減少，2030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內，將出現兩個在職人員養一個退休人員的情況。而養老保險年度現金流這一指標在老齡化壓力下也將惡化，并可能最終在2037年陷入收不抵支的困境。

壓力

2030年：兩個在職養一個退休

　　在日前舉行的第七屆亞洲保險論壇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主任鄭偉表示，中國在仍屬于中低等收入國家時迎來了老齡化，中國和目前公認的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日本相當。

　　這一事實體現在人口壽命增長和人口結構變化上。過去60年間，人口壽命從建國初期的45歲，增長到了2017年的74.83歲，65歲以上人口比重從原來的3%增加到目前的8.9%。

　　鄭偉測算的結果顯示，到本世紀末我國年齡結構老齡化的情況將非常 嚴 重 ，65歲 及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在2050年將達到26%，此后將一直維持在接30%的規模。

　　人口結構的變化將直接影響勞動人口的數量。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明顯出現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而據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預測，未 來 中 國 勞 動 人 口 比 例 會 持 續 下降。

　　勞動人口的減少和老年人數量的增加，帶來了實實在在的養老難題，從老年撫養比來看，壓力已十分明顯。

　　老年撫養比是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中老年部分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據鄭偉測算，這一用于度量勞動力養老負擔的指標將從2017年的11.9%上升到2055年的超過50%。

　　由于企業年金等其他養老計劃的規模和覆蓋面限制，中國公民退休后的財務規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養老金。但從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來看，社保制度的可持續性正受到人口結構的嚴重挑戰。

　　“從在職和退休人員比例看，中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目前大概是三個在職人員養一個退休人員也就是3：1的數值。但是到2030年，這一比例會降到2：1，到2065年進一步降到1：1。”鄭偉表示，到2065年中國城鎮員工養老保險制度內，將出現一個在職養一個退休的情況，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情況十分嚴峻。

預警

2037年：養老保險將收不抵支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日透露，2017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總收入將22500億元，支出18400億元，當期的結余4000多億元，當期收支衡是有結余的，沒有缺口。

　　但專家指出，長期來看，養老保險現金流這一指標也會在老齡化壓力下惡化，并可能最終陷入收不抵支的困境。

　　養老保險的年度現金流衡量的是當年的基金收入和當年支出之間的關系。據鄭偉測算，如果不改革，在2037年的時候，會首次出現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年收入不抵當年支出的情況，當年收支呈現負數。2060年，年度收支差將下降到-10 .34%的水，并隨著時間推移繼續走低。

　　與此同時，養老保險基金的累積收支(基金支出比)也會在2030年后迅速降低，到2048年這一指標將首次出現負數，為-55.31%。“也就是說，假設不改革，照著目前的框架往下發展，2048年中國城鎮養老保險基金就會枯竭。”鄭偉說。

　　拋開“養老金虧空了嗎”的財務討論，如果采用科學方法的精算理論，運用一般精算準則及精算模型，精算公保費發現，養老保險制度運行仍不樂觀。

　　有專家采用“加入年齡成本法”，也就是指將未來所有的退休金給 付 現 值 扣 除 未 來 正 常 成 本 的 現值，作為計算正常成本及提存準備的基礎。得出以2017年12月31日為衡量日，依加入年齡成本法計算得之精算職工養老保險統籌賬戶應計 負 債 為83萬 億 ，約 為2017年G D P的160%。隱性債務將在未來的現金收支中，逐漸顯現在未來的財務缺口上。

對策

合理調節撫養比應對老齡化高峰

　　要改善養老金困境，最容易被想到的解決方法有兩個：提高繳費比例，或者推遲退休年齡。

　　“不要幻想通過養老保險制度的自我調節來實現基金衡。”鄭偉預測，2017年至2100年的90年間，在“中成本情況”下，養老保險基金的綜合精算結余是-12%。“這意味著，如果想讓基金達到衡，只能把養老金替代降低12個百分點，或者把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提高12個百分點，而這在現實當中都不具備操作性。”

　　不過，延遲退休年齡大勢所趨。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日表示，延遲退休年齡，客觀上有助于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撫養壓力。隨著中國勞動力市場變化，對低齡老年人的人 力 資 本 開 發 將 逐 步 凸 顯 其 重 要性，而延遲退休年齡是開發人力資源特別是低齡老年人力資源的一項重要舉措。

　　制度內部挖潛也被認為是緩解養老保險制度壓力的方法之一。胡曉義日提出，要合理調節撫養比，針對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挑戰，結合我國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源供求趨勢，加強精算，未雨綢繆，預作安排，適時實行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既保持資金長期衡，又使我國的人力資源得到更加充分的開發利用。

　　中山大學社會保障與社會政策研究所彭宅文認為，養老保險的“撫養比”仍有上升空間。2017年我國就業人口達到7.67億人，但是2017年末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僅為3.04億人，尚未過半。隨著制度覆蓋人群擴大、制度內人群的繳費基數和繳費年限增加以及“棄保”現象的減少，養老保險的財務狀況有轉好的可能。

　　“人社部所公布的是全國‘撫養比’均值，還存在不能調劑使用的問題。”彭宅文指出，大量繳納職工養老保險的年輕人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所以全國均數據可能掩蓋了地區間“撫養比”分化事實。也就是說，均數據可能掩蓋了局部地區的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繼續提高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做到職工養老保險跨地區、跨省市的轉移接續。

　　胡曉義也指出，要提高社保提高統籌的層次，基本養老保險的目標是實行基金的全國統籌，其他社會保險 項 目 也 應 當 積 極 推 進 省 級 的 統籌，從體制上打破地域分割的藩籬，增強社會保障資金調劑功能和使用效率。此外，要增強制度的激勵性，特別是養老、醫療等有個人供款的項目，要強化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導向，避免單純依靠政府投入來保障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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