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新常態,是相對于舊常態、非常態而言的，下面是大風車網小編為大家整理提供的關于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知識試卷及答案內容，快來閱讀看看吧。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知識試卷答案

延伸閱讀：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及應對建議

時下，“新常態”正在成為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的熱詞。然而，何謂經濟的“新常態”還不甚清晰。為了界定本文討論的內涵，也為了給大家的討論提供一個靶子，本文擬在給出“新常態”定義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作出描述，并進而對新常態下的政策取向給出一些建議。

何謂經濟的“新常態”

從字面上理解，所謂經濟的“常態”應該是一個經濟體運行的“經常性狀態”或“穩定性狀態”的簡稱。顯然，這里隱含了一個時期或階段的概念，即所謂經濟的“常態”應該是一個經濟體在“某一特定時期或階段”內運行的“經常性狀態”或“穩定性狀態”的簡稱。依此定義，經濟的“新常態”，由于有一個“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對于“上個時期或階段”經濟運行的狀態而言的，或者是相對于“歷史時期或階段”經濟運行的狀態而言的。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不僅在維度上難以窮盡，而且在內涵或形式上也無法完全控制或重復，即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不可能簡單重復。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別于“上個時期或階段”的經濟運行狀態，一旦趨于穩定，并可以維持一段時間，那就是經濟運行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根據上述經濟新常態的界定，我認為，國際經濟是否已經進入新常態，一時還很難下結論，主要是世界各國發展水和發展速度差異過大，“東方不亮，西方亮”，增長速度此起彼伏，全球均增長速度比較穩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料，1978?2007年全球均增長速度為3.8%(以按購買力價方法計算的各國經濟總量為權數，加權均的結果，下同)，2011?2019年(其中2014?2019年為預測值)的均增長速度也是3.8%，而且全球范圍內的重大經濟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尚未形成氣候。但中國經濟則確實已經進入新常態。當下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始于2011年，大概可持續到2025年。它是相對于上一個發展階段，即改革開放前32年(1979?2010年)而言的。

中國經濟新常態階段的特點是：

第一，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但仍將保持在7%?8%的中高速。與改革開放前32年年均增長9.9%的高速增長階段相比較，年均增長速度大概回落2?3個百分點。但與世界其他國家或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相比，這一增長速度仍處于領跑狀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0月的最新預測，2014?2019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將為3.9%，其中發達國家為2.3%，新興經濟體為5%。

第二，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舊發展方式正在讓位于以轉型升級、生產率提高、創新驅動為主要內容的科學、可持續、包容性發展。中國經過前一個階段的高速發展，資源、環境、社會保障問題的制約日趨嚴重，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舊發展方式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一是資源消耗大，資源約束日緊。2013年，我國GDP占世界的比重為12.3%，但能源消費總量占20%，粗鋼占44%，水泥占57%。淡水、耕地、森林、煤炭、石油、鐵礦石等重要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于世界均水。我國人均可再生淡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均水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開采儲量、人均天然氣可開采儲量均不到世界均水的十分之一。原油、鐵礦石等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已逼60%。二是環境污染嚴重。我國現有3億農村人口喝不上安全飲用水，6000萬城鎮人口飲用水水源水質不合格。邀請環保局局長下河游泳成為百姓申訴河流污染的調侃手段。土壤污染面積大，重金屬、持久性有機物污染較重。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資料顯示，中重度污染耕地已達到5000萬畝左右。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及部分大中城市大氣污染嚴重，霧霾等極端天氣增多，已成百姓的切膚之痛。三是生態系統退化。全國80%以上的草原出現退化，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37%，生物多樣性銳減，瀕危動物達250多種，瀕危植物達350多種，生態系統緩解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弱。四是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已成為世界第一大排放大國。五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后。經過幾年的努力，雖然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已經普及城鄉，但保障水偏低且不衡，保障體系分割較嚴重，距“兜住底、易流動”等要求還有較大差距。總之，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被迫展開，告別前一階段不顧資源短缺、竭澤而漁、破壞性開采的粗放型發展，忽視環境保護的污染性發展，透支人口紅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后的透支性發展，正在逐步轉入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發展的主要動力正在逐步轉向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開拓創新。

第三，經濟增長結構發生變化。生產結構中的農業和制造業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今年前三個季度，這一比例繼續上升到46.7%。需求結構中的投資率明顯下降，消費率明顯上升，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內需與外需結構發生變化,內需占比增加。2012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自2006年以來首次超過投資。從今年前三個季度數據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48.5%，又比上年同期提高2.7個百分點。

第四，國際經濟環境較緊，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始于2008年的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及全球經濟衰退已經六年了，但世界經濟仍未能擺脫危機的陰影，還處在艱難修復階段。美國經濟稍好，已經進入初步復蘇的軌道，但美元的國際地位遭受挑戰，國內政府債務問題、財政預算赤字問題、經濟發展的均衡問題等也遠未解決。歐元區經濟仍在與衰退作斗爭，高企的政府債務負擔、主權國家的協調困難、長期居于高位的失業率、德法意等領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等等，都讓關注國際經濟和歐元區經濟的人揪心。日本經濟在安倍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雖有一定起色，但由于金融流動性過剩、財政赤字龐大、政府債務率高達2.5倍，加上勞企關系、銀企關系、創新動力等深層次矛盾并未解決，消費稅率不斷提高等，日本經濟的前途也很難被看好。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在經歷了主要國家貨幣政策調整、國際市場劇烈波動后，還沒有恢復元氣，增長速度有一定反彈，但與危機之前和危機之后的頭幾年相比仍較低。這意味著國際市場需求不足。而發達國家危機后進行的所謂“再制造業化”，以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要素成本優勢的相對增強，則意味著世界經濟的供給能力，特別是與中國制造業競爭的供給能力加強了。另外，人口老齡化這一對供給和需求有雙重打擊的重要因素，已經開始長期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日本人口老齡化率(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25%，歐元區的人口老齡化率為20%，美國人口老齡化率也達到15%。新興經濟體大國俄羅斯的人口老齡化率超過15%，我國的老齡化率也達到10%左右。老齡化導致創造財富者日寡，享受或消費財富者日眾，加上社會保障福利條件的剛性約束，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矛盾尖銳恐難避免。雖說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科技創新、提高退出勞動年限、人口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配置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負面影響，推動發展，渡過難關，人類發展的歷史反復證明了人類創造潛能之巨大，但是，人口自身老化所帶來的挑戰絕不容低估，這是人類歷史從未經歷過的。此外，中國對外開放和加入WTO所帶來的紅利經歷了數十年的釋放之后，也正在相對減弱。因此，至少在未來15年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將不及前32年。

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應對建議

面對經濟新常態，我們該如何應對呢?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常態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要從上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放緩了2?3個百分點，經濟發展方式也必須擺脫過去那種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粗放型模式，轉為依靠結構優化、生產率提高、開拓創新型模式。這對于慣于舊模式的我們來說，是不得不接受的嚴峻挑戰。我們必須認清形勢，主動進行調整。一是發展規劃不宜太野心勃勃。二是改革的推進不宜太過激進。三是經濟發展要更加注重效益。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常態下的機遇，建立起足夠的信心。盡管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但中國面臨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仍然較有利。一是仍處在新型城鎮化的黃金階段，無論是30%以上的城市戶籍人口，還是53.7%的城鎮化率，從總量上遠低于經濟發展階段應有的水，加之城鎮化的質量差距，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潛力和市場空間巨大，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動力。與此相關還有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二是人口紅利，特別是潛在的人才紅利依然較大。三是體制改革紅利依然較大。四是對外開放仍可釋放足夠的動力。五是現階段*發展模式下，政府間相互競爭的紅利依然較大。因此，我們認為，新常態下的“緊日子”，應該，也可以是過得去的“緊日子”，是可持續且比較健康的“緊日子”。

第二，要更加精心地應對社會矛盾。過去積累的一些矛盾，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會逐步凸顯出來，而作為托底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管理手段還相對比較滯后。因此，面對各種社會矛盾我們必須更加精心地應對，以免因小釀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第三，要勇于改革創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盡管我國經過30多年的體制改革，*已經基本建立，但相對于實際需求，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總體部署，關鍵是要加以落實。應對新常態必須向體制改革要紅利。要通過改革，使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趨于現代化，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惠及全體成員。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創新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法門利器，既要鼓勵自主科技創新，又要注意引進和利用世界科技創新成果，信息技術、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數據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第四，要繼續挖掘人口紅利，創新利用人才紅利。盡管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在加重，我國人口紅利正在衰減。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逐步提高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勞動參與率、逐步提高總和生育率(如單獨二孩政策)等措施，拉長人口紅利釋放期，減小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另外，在現有人口結構的基礎上，可以通過一系列措施，如企業改革，人員流動和教育培訓等，充分挖掘、培養和形成人才優勢，開發和利用人才紅利，即“人口質量紅利”。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2013年末，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已經超過1億人。直接影響創新能力的“研究人員總規模”在2010年達到121萬,首次超越美國的119.8萬人，躍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國高端勞動力人才的成本相對較低。如果我們能夠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質量紅利，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在新常態下實現知識驅動、創新驅動、產業升級驅動型的較高質量增長。

第五，要以不斷改善民生作為我們的政策目標。應對新常態，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增長，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證在經濟發展和推進體制改革時，能夠使民生不斷得到改善。當然，福利的剛性又從另一個方面要求我們，這種改善必須是漸進和可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