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從嚴治黨的新常態學習心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勵精圖治，銳意進取，使黨和國家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呈現出了新常態。這其中從嚴治黨的新常態功不可沒。從嚴治黨新常態是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重要成果，符合時代進步的潮流，符合人民群眾的愿望，符合黨完善自身的要求。當前從嚴治黨“新”之端已顯現成風，深入人心，但若不注意保持，可能就無法落地生根，無法進入“常”，因此，從嚴治黨新常態當前關鍵在“常”，我們要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從嚴治黨，依法治黨，依規管黨，真正讓從嚴治黨新常態邁入法治的軌道，自覺成為一種慣與規律。

樹立強烈的危機意識形成作風建設穩固的新態勢

“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作風不僅反映黨員干部的狀態和本質，還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威望與形象，直接影響黨的執政基礎。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高壓態勢下，當前作風建設的“拐點”雖然已經出現，大吃大喝、公款送禮、公車私用、會所消費等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現象日漸減少，風氣為之一新，干群為之一振。但如果沾沾自喜，稍有松懈，就會前功盡棄，半途而廢，暫隱的頑固“四風”問題可能又“濤聲依舊”，一些不良風氣可能又卷土重來。黨面臨的“四大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四種危險”也更加尖銳地擺在我黨面前。要在新時期“趕考”成功，“接好執政的一棒”，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認識，居安思危，在黨憂黨，在黨興黨，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堅持常抓不懈，注重鞏固提高，堅決防止“四風”問題反彈，使得作風建設在新“拐點”之后能長久保持一種穩固的常態。領導干部不僅要帶頭抓好自身的作風建設和廉政建設，以上率下，正己正人，增強踐行群眾路線的自覺性、堅定性，而且要落實好主體責任，擔當起自身負有的領導和管理責任。要以制度為根本，以解決問題為關鍵，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為目標，糾建并舉、堵疏結合，從治標與治本、矯正與疏導、評價與激勵等多個維度發力，構建作風建設新秩序，增強黨員干部改進作風的內生動力。

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打造風清氣正的新局面

“貪似火，無制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在中紀委三中全會上指出，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建設從嚴治黨的新常態，必須持續彰顯懲治的威力，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堅決查處一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嚴明黨紀法規不放松。對違反規定踩“紅線”、闖“雷區”的行為保持高壓態勢，不管牽涉到誰，都要一查到底，以儆效尤，決不姑息，決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對發現的腐敗問題，不管是“老虎”，還是“蒼蠅”，都要嚴肅查處。健全查辦案件的監督制約機制，規范辦案的流程管理，強化各環節的互相監督制約，提高辦案質量，保證依紀依法辦案，杜絕辦案的隨意性。要發揮懲治的警醒作用，強化對查辦案件的剖析和通報，以查辦案件的震懾效應，使頂風違紀者及時收斂，使沒有收手者趕緊收手。這樣，通過懲治的“零容忍”，讓黨員干部不再存有一點點僥幸心，切實拉起一道“不敢腐”的“帶電高壓線”，日積月累，長此以往，養成長期自覺遵守紀律的慣，形成風清氣正的新局面。

堅持建黨與制度治黨并重開啟剛柔相濟的政黨治理新思維

“旋風式”的懲腐治標可以帶來“新”，但是推進“常”還必須標本兼治，建立上“不想腐”、制度上“不能腐”的兩道防線。*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講話中指出，“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建黨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制度治黨則是我們黨的一貫要求，而突出強調把二者結合起來，是關于從嚴治黨方法途徑的新論斷，開啟了政黨治理的新思維。是行動的先導，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上松一寸，行動上就會散一尺，行為上的疏漏錯誤其本源都是上的放松懈怠乃至自棄。要著力提高對黨員干部的教育效果，增強建黨的自覺性和針對性。要加強黨性教育和道德教育，堅定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把為民務實清廉牢牢刻在心中，化作行動的指南。在干部提拔時、在重大節日時、在發現問題苗頭時，都要對干部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春風化雨，入腦入心，抓早抓小，防微杜漸，使黨員干部不致于在身陷囹圄時再吃“沒有早受教育早受提醒”的后悔藥了。以制度和規則管黨治黨，是法治思維在黨建中運用的結果。法治是理性穩健、持久深遠、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是政治體系理智而成熟的標志。要圍繞用人用權用錢重點內容強化制度設計，科學嚴謹，標準清楚，界限明晰，剛性充足，把權力關進緊密有效的制度籠子，防止出現“牛欄關貓，進出自如”的現象。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健全制度執行，著力消除制度執行過程中的“彈性空間”和“死角地帶”，維護制度的權威性嚴肅性，讓各項規定真正成為規范黨員干部行為的硬準則。是黨建根本，制度是黨建保障。缺乏基礎，制度治黨容易流于形式、停在本本上。缺乏制度載體，建黨就難以落地生根，流于敷衍了事，無法促成行為的改進。堅持建黨和制度治黨兩條腿走路，妥善衡兩者的關系效用，才能確保從嚴治黨新常態取得長效進展。

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探索權力運行制約監督的新規律

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從嚴治黨新常態的堅強保障是對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進而再拉起一道“不易腐”的防線。現實中許多不良風氣的形成、許多腐敗行為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權力監督制約的“缺位”造成的。*說：“善除惡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只有抓住了權力運行監督制約體制機制問題，才是抓住了根本性問題，也才能從源頭上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當前我們要大膽改革創新，找準容易發生利益沖突的環節，大力推進權力分解、權力制約的制度創新，讓權力在法制的軌道上運行，在監督的環境下行使，逐步養成領導干部在“放大鏡、聚光燈”下行使權力的慣。要探索下對上的監督、同級之間的監督，保持權力縱向結構上各層級的活性，推進監督主體的多元化，重視外部監督尤其是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毛澤東說過，“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是無窮的，隨著互聯網和自媒體的快速發展，公眾參與監督的熱情也空前高漲，適應新的時代潮流，織密群眾監督之網，積極引導公眾依法有序地通過信訪、媒體、手機短信、網上舉報等方式，對權力運行進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監督，讓“隱身人”無處藏身，更加匯聚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從嚴治黨的正能量，以廉潔政治保證*偉大事業不斷走向新的勝利。

第2篇：學習官場新常態心得體會

今天，在校領導的帶領下，我們學習了《適應反腐帶來的官場“新常態”》這篇文章。官場的“新常態”對于領導干部的從政品德和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種狀態不是一陣風，因此官員要對之充分認識，堅定信心，不應該抱觀望和應付的態度。

“新常態”是一種新的正常狀態。之所以說是“新常態”，就是說這種狀態不是一陣風。這種“新常態”，將是領導干部從政新的基本環境，因此也就形成了對領導干部的基本的底線，不能違背和僭越。當然這種“新常態”也是會變化的，但是其變化只能是對領導干部的要求更高、更明確，而絕不是相反。

現在仍有少數領導干部對于這種“新常態”持猶疑、觀望、猜測的態度，認為中央這樣的嚴要求不可能持續太久。這種判斷一方面是出自于以往的所謂“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利益關系而懷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愿望，其實這實在是低估了中央的決心和勇氣，也沒有認識清楚信息化時代人民群眾高度的反腐敗積極性和中央堅定的反腐敗部署之間的緊密互動、互相促進效果。

實際上，清楚的事實正擺在面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全面徹底地治理腐敗的頑疾，既抓“蒼蠅”又抓“老虎”，既抓小事又抓制度建設，既把腐敗分子關進監獄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樣的反腐就絕對不是選擇式、運動式和有退路的反腐。如果中國的政治生態沒有一個完全的改觀，“新常態”沒有完全穩定和充分到位，中央在這方面的推進是絕不會停止的，何況這已經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和絕大多數領導干部堅定的支持。

反腐敗帶來的官場“新常態”，切切實實地向領導干部們提出了新的要求。權力行使要有明確的邊界和規則了，監督無時無刻不在了，以致有些領導干部私下里感慨現在工作不好做了，因此出現了消極應付的現象。這種不作為心態正是對官場“新常態”不適應的典型表現。當然，在官場“新常態”下工作確實要求高多了，所以暫時有所不適應也還可以理解，但是一味抱怨的態度要不得。“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作為領導干部，應該善于從長遠看問題，并且善于從自身找原因，要看到自己同黨和人民要求之間的差距，及時調整心態，盡快學會在這樣的“新常態”下開展工作，實現自己的“轉型升級”，爭取在新的條件下、按照新的標準要求，有更大的作為。

第3篇：經濟新常態學習體會

*關于“新常態”的表述，對現階段中國經濟走勢的客觀基礎作出了新的研判，提出了經濟發展新階段對發展動力新的要求，也預示著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新的方向，因此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基于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背景和宏觀經濟基本走勢的判斷，作為基層工作者要在當前新形勢下，判定方位，理清思路。

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我國在經歷了過去30多年將10%的高速增長、總體上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不僅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而且原有的以投資和資本擴張為主導、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勞動年齡人口和資本積累率的下降使潛在增長率降低將成為必然趨勢和常態，而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產能過剩、財政金融風險加大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減弱等幾個因素的疊加，都使得經濟不可能再維持此前的高速增長。也就是說，減速或換擋是經濟發展內在因素導致的必然結果。更為重要的是，與前期增長減速主要源于周期性因素不同，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減速主要源于經濟基本條件變化帶來的結構性因素，而這種減速也不能繼續簡單地沿用過往凱恩斯主義的總量需求政策了。

新常態意味著宏觀調控思路的轉換。除了原有的總量衡外，結構調整、預調微調、防范風險和穩定預期將成為宏觀調控的“新常態”。適應新形勢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十八大以后中國新領導層在對現階段體制改革和經濟形勢特征提出全新的分析判斷基礎上，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內涵、目標、取向和政策工具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創新。中央的界定了“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這與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提法有了重要的區別；中央提出“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但是沒有把產業、價格政策放在宏觀調控體系之內，這表明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職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在宏觀調控的目標方面，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穩”字當頭，并提出“上下限”論，體現了底線思維的宏觀調控方針。在宏觀調控的取向方面，今年初以來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政策思路從過于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向更加重視結構調整轉變。與此相適應，在政策工具方面，從“全面調控”向“定向調控”轉變，瞄準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確定調控靶點，在精準、及時、適度上下工夫，根據不同經濟部門和區域實際采取更有針對性的精準調控方式。

面對新常態，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企業，都需要調整心態，適應新的環境，正如*所說的要有“戰略上的常心態”。新常態標志著持續高速增長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意味著經濟增長總量指標的重要性下降，也預示著長期以來唯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淡化使用，這將改變過去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的偏好與思維定式。政府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于廣義的發展如社會保障、民生福祉、文化建設、醫療教育等方面，強化中央所提到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對于企業來說，在增長速度下降、產能過剩的年代，勞動力等低端要素不再是競爭優勢的決定因素，過去依靠拉關系、走后門等尋租行為獲取資源的機會成本或難度也加大了，創新和研發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價值的創造才是企業立足的基礎，因此大多數企業都要面臨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