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改革不僅是國內民眾熱議的焦點，在世界各國，公車的使用都是媒體和公眾關心的話題。那么國外對于公車的使用和管理情況是怎么樣的?是否有一些值得借鑒之處?對此，《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對英國、韓國和新加坡三國的公車使用和管理情況進行了調查。

新加坡部長自付車費或雇司機

　　新加坡的部長沒有專車，也沒有交通補貼。就連總理李顯龍，很多時候也只是開一輛并不昂貴的豐田私家車出行

　　新加坡的公務員開什么樣的車，怎么開，也是公眾關注的話題。許多人都知道，新加坡的部長沒有專車，也沒有專職司機。就連總理李顯龍，雖然在一些公共場合常使用政府的公用車輛，但很多時候，他也只是開一輛并不昂貴的豐田私家車出行。

　　在一些論壇上，也可見到“八卦”的網民有圖有真相，將一些部長及其坐駕的照片上載到討論區。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當今時代，即便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官員而言，購置一輛私家車也在負擔范圍之內。比如幾年前時任新加坡國務資政的賈古瑪開一輛雪鐵龍，現任衛生部長的顏金勇當時開的是寶馬，交通部長呂德耀和參政入閣不久的陳振聲開的都是日產。陳振聲的那款車在日本的售價折合人民幣也僅有十幾萬元。

　　不過，新加坡政府部門也并非完全沒有公車，一些禮賓場合常可見到政府車輛，但可以證實的是，公車的數量非常少，其中一個有數百名雇員的機構也不過只有兩輛車。如果使用公車，需要提前預約，并要有正當的理由。正是由于公車使用的公私分明不易，一般的部長寧可開自己的私家車，這樣可以更自由，也更方便，沒有因為小額支出惹來公私不分嫌疑的風險。

　　新加坡對于高級官員和部長的薪酬思路是貨幣化，一切待遇以透明的工資反映出來。部長的年薪有上百萬新元(約合500萬元人民幣)，但部長和高級公務員都不會分配房子，部長也不會配備財政買單的專車和專職司機。公車待遇貨幣化的好處顯而易見：透明、干凈。部長開自己的車，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自由選擇。事實也印證了公車待遇貨幣化可以促使官員在車的消費上趨向理性，也更“親民”。

　　不過，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遜說，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一定要擠公交出行，“畢竟那樣的話也不是一個符合公共利益的合理安排，高級官員的時間也很重要。”以新加坡部長的薪水，負擔私家車的交通費自然不在話下。為了節省時間，他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資源來請一個司機，也可以選擇自己開車或搭乘出租車。

　　一位熟悉當地政情的人士說，有時候一位部長如果需要到某個地點出席慶典等儀式，也許會帶一位同事同行，快到地方時，換成同事開車，以便部長可以在下車后體面地進入會場。

　　在執行層面，減少公務車配備、保障公車使用僅限公務用途深入人心，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除了細則條文之外，新加坡嚴明的反腐敗法律也是重要保障因素之一。公私不分對于公務人員是絕對的禁忌，貪污罪名也沒有所謂的最低金額，只要違反了原則，就是觸犯法律。年也曾有高官因貪小便宜虛報禮賓開支而砸了飯碗進監牢，對于拿著不菲薪金的高級公務員而言，實在是得不償失。

英國上班路程不能獲補貼

　　政府首腦以外的絕大多數高級官員都喪失了“專車”待遇，只能和同部門其他高官共享或輪流使用公車

　　英國政府為部分政府機構和官員配備了“專車”或者“公車”，但數量和使用場合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

　　英國供官員乘坐的“公車”可以分為以下三種：一是為首相和副首相配備的“專車”;二是為政府主要部門配備的“部門用車”，主要供這些部門的大臣和部長在從事公務時使用;三是由“政府公用車輛服務處”統一調度的公用車隊。英國交通部統計顯示，政府公用車隊目前約有85輛車，官員用車需提前預定，并需繳納相應的費用。

　　前幾年，英國受到歐債危機的沖擊，不少民眾生活艱難，媒體和公眾對政府耗巨資為大臣和部長配備大量公車浪費公款的做法十分不滿。為提高政府公信力，減少政府開支，英國首相卡梅倫自2017年上臺后即推行“公車改革”。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大幅削減政府公車數量。改革前，英國政府為各部門大臣和部長配備的公車有78輛;改革后，英國24個部級政府機構只配有13輛公車，每個部門最多只有1輛專屬公車，外交部、國防部、衛生部、能源與氣候變化部等部門取消了所有部門專屬公車。

　　二是取消官員的“專車專享”特權。改革前，不少內閣大臣或部長都享有專車;改革后，政府首腦以外的絕大多數高級官員都喪失了“專車”待遇，只能和同部門其他高官共享或輪流使用公車。

　　三是嚴格限制公車使用范圍。根據英國《部長守則》，大臣和部長在執行公務時可以使用公車;一些可能需要在上班時攜帶機密文件的官員，在倫敦市內從住處前往辦公地點時也可使用公車;如果現實情況允許，鼓勵官員使用公共交通出行。

　　如果官員貪戀公車之便利欲長期據為己用，一旦被媒體或公眾發現，一定會遭到“窮追猛打”，而且有可能搭上政治前途。

　　在內閣大臣都無法輕易享有“專車專座”的情況下，一般公務員對于公車的使用只會受到更加嚴格的管控。英國財政部于去年6月發布了《公務員差旅報銷政策》。該政策規定，在所有情況下，公務員因公務外出都應按照以下優先次序選擇交通工具：首選公共交通，其次分別為租車、私家車。

　　如果公務員使用私家車出行的“性價比”高于其他交通方式，或者對本部門最有利，那么可以允許其駕駛私家車外出公干，并發放必要的交通補貼。不過，為公務員提供的里程補貼“精打細算”，要扣除他們從住處到辦公室這一段距離所產生的費用。

　　英國“公車改革”推行不足一年，公車浪費現象得到明顯改善。改革前，英國政府公車每年耗資高達670萬英鎊;一年之內，這筆經費降至380萬英鎊，減少了44%。

　　這次改革得到政界和公眾的一致歡迎，不僅減少了車輪腐敗，也宣揚了“綠色出行”的官場新風。首相卡梅倫自己雖有專車，但也率先垂范，時常坐火車往返于其牛津郡住所和唐寧街10號之間。

　　而卡梅倫的政治密友、現任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儼然也已成為倫敦市民眼里踐行“綠色出行”的典范。多名《國際先驅導報》駐倫敦記者都曾在街頭目睹身材有些微胖的約翰遜穿著西裝、戴著頭盔踩著單車上下班。

韓國鼓勵租賃用車

　　只有達到次官級(相當于我國的副部級)的官員才可配備專人用車，但嚴格禁止以各種理由挪為私用，且盡量遵循國產、排量小、親環境的原則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韓國共有各種公務用車8萬余輛。韓國最新實行的《公用車輛管理規定》隸屬于總統令第2445號，從去年3月份起生效。根據《規定》，只有達到次官級(相當于我國的副部級)的官員才可配備專人用車，但嚴格禁止以各種理由挪為私用，且配置公務車時都盡量遵循國產、排量小、親環境的原則。

　　韓國的一般公務員使用車輛時都要提交書面申請，告知使用緣由、目的地、使用起始和預計歸還時間等，在獲得批準后才可使用。歸還車輛時負責人會對車輛進行檢查，如若存在不當使用致公車受損，當事人還要就此進行說明和繳納一定的賠償。不僅如此，韓國的一般公務用車還被要求貼上或漆上標注有單位和用途的標識，以區別于一般私家車便于民眾監督和管理。

　　韓國在公車使用范疇的限定上尤為嚴格。今年年初韓國某市的一位議長因為使用公車去參加韓國最大在野黨“新政治民主聯合”在京畿道舉辦的一個創黨大會而遭到民眾的不滿，雖然該議員參加的不是私人派對，也不是娛樂活動，但因為該活動跟市議會工作沒有關聯，該議員是以民主黨成員的個人身份參加，因此被認定為違反了公用車輛管理的相關規定。

　　事實上，在韓國因違反使用公車規定而廣遭質疑的政客不在少數。韓國國務總理前提名人金臺鎬因被曝光自己擔任慶南知事期間，妻子曾以個人用途使用公車等不當行為而被迫引咎辭職。韓國前總統李明博在擔任首爾市長期間，也曾因其妻子擅自使用公車而飽受爭議。為避免影響仕途，韓國官員在公車的使用上常常謹慎行之、不敢越雷池半步。

　　雖然韓國政府并沒有強制要求使用公車的機構將公車使用信息對民眾進行公布。但為更好地接受輿論監督，一些公共機構主動定期在網上曬起了“公車使用清單”，公布的內容包括公用車輛使用現狀、每月燃油費以及每月的行駛里程。通過表格式的清單羅列，普通民眾只要登錄其官網便可十分清楚地查看到該機構為各部門配備的公務用車數量、用途、品牌、型號乃至車輛所加燃油的型號和每月油耗量等信息。如若發現配置存在不合理之處，公眾還可以留言提出質疑，機構會對民眾質疑作出解釋或在認可的情況下做出相應調整。

　　韓國政府還提倡鼓勵以租賃的形式使用公車，通常購買新車成本及對新車的維護保養成本要比租賃的方式高許多，所以“以租代買”不僅可以節省財政開支，還可避免不斷增多的車輛給交通造成的堵塞。

　　公車高昂的管理維護費和停車場一位難求的狀況是困擾地方政府的一個難題，多數公務員外出辦公用車時常常出現公車配給不足的現象。為解決公車使用老大難的問題，有韓國官員提議實施“公務出租車制”，即用出租車替代公務用車可以減少大量不必要的公車，不僅節約能源，還能增加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尤其是外出解決一些民怨糾紛時，乘坐出租車還可以拉公職人員和群眾的關系，避免高高在上的官派印象，更有利于開展工作，可謂一舉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