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工資改革方案最新消息2015：日，媒體關注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方向。

　　9月10日，中組部相關負責人及專家做客人民網的訪談節目解讀《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談及《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了要健全干部的激勵保障機制，將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職級與待遇掛鉤的制度。

　　“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工資制度，影響的顯然不只是公務員的個人福祉，更關系到國家的治理體系與成效。” 如人民網編者案所言，公務員工資一直是社會輿論的焦點，現實中關于公務員工資的討論卻似羅生門的上演，一邊是基層公務員為收入低對媒體大吐苦水，一邊是公眾對公務員優厚福利的“吐槽”。

　　公務員收入不僅僅是工資，各種津補貼，公費醫療，遠高于職工的退休金，各種方式的優惠購房等等，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問題在于，地區、部門甚至領導的差異，導致了不同公務員實際收入的巨大差異，這種看不見的差異，是對公務員收入各種分歧的根本所在，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就要破解公務員收入這本糊涂賬，真正公開透明，才能獲得公眾和公務員群體的支持。

媒體曝光北京公務員工資單 津貼補貼占工資7成世界罕見

　　“在北京市某區級單位做公務員的小張給記者看了他的工資條：級別工資480元，職務工資460元，工作性津貼300元，生活性津貼3200元。”

　　人民網在 “十問公務員工資改革”系列報道三中給出了這樣一份北京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單，其中 “工資”金額有940元，而“津貼”是3500元，大大高于“工資”的比例。

　　同為公務員的工作收入，工資和津貼的區別是什么呢?簡單來講，工資由國家統一發放，而津貼則是各地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財力狀況制定。

　　公務員的先行工資與津貼制度與1993年和2006年公務員工資的改革政策密切相關。

　　1993年公務員薪資制度改革，國家層面提出建立“地區津貼制度”，各地可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財力狀況制定自身的“津補貼”。

　　但之后，國家并未出臺統一政策。地方發放公務員津貼補貼的名目逐漸失序，地區、部門、單位的工資外收入基本處于失控狀態。復旦大學博士孫琳曾專門研究過中國的公務員薪酬問題，據其不完全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津貼補貼名目達到300多項。

　　2006年工資制度改革時國家對公務員津補貼標準出臺了一個范圍，均值不能低于年2.1萬元，也不能高于4萬元。

　　《經濟觀察報》2008年的一篇報道指出，“陽光工資”后，由于津補貼改革是地方自費改革，地方財政承擔了更大的壓力，規范以后“暗補”變“明補”，原來一部分由單位自己解決的補貼變成了財政支出。

這樣的工資成分構成合理么?

　　“我國公務員基本工資的比重約在23%至30%之間，而各類津補貼要占到60%至70%，這是任何國家都沒有過的現象，”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曾這樣評價中國公務員的工資單：既然叫基本工資，起碼要占到工資比重的一半以上。

　　而從公務員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情況看，基本工資與津補貼的比例大致為7：3或8：2。中國現階段的公務員工資情況卻與之完全相反。

　　《經濟觀察報》2017年4月分析公務員工資條的文章里提到：這種制度造成了不同省之間、同省不同市縣區之間津貼補貼相差最高達幾千元。

公務員的工資條等于收入么?

　　公務員的工資單代表著他的收入全部么?大家總會提起一個詞叫“隱性收入”，公務員福利好似乎已成為公眾公認的真理和公開的秘密。

　　2017年新華網的一篇《各地公務員曬工資》報道被各大網站轉載，其中北京，上海，武漢，大連的公務員都給出了詳細的收入明細，以大連公務員給出的明細為例：

　　每月手機費補貼：200,合計200*12=2400

　　每月飯貼：300,合計300*12=3600

　　每季度車貼：500,合計500*4=2000

　　元旦、春節、五一、十一這四大節日各發過節費1000,合計1000*4=4000

　　每年的七、八、九月各發高溫費500,合計500*3=1500

　　每年勞動保護費：500

　　每月微機防輻射費：200 合計 200*12=2400

　　每年旅游費(報銷)：3000

　　每年健身費(報銷)：1500-2000，按1800計

　　全年年終獎金：6000

　　全年任務完成獎：5000

　　廉政責任考核獎：1000

　　全年的補貼收入合計為33200。

　　當然，這樣的媒體報道是在八項規定以前，八項規定以后公務員們連月餅都得自費，也談不上過節費了。

　　在公眾談論的公務員隱性收入里，還有一項最為吸引人的，那就是房子。在房價飛漲的當下，恐怕只有身在公務員系統，才有著單位給分房或優惠購房的可能。

　　2017年2月，《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篇《月薪6000元公務員：除了分房，別的福利沒啥用》的報道，其中“享受到了最后一批單位分房”的故事可謂羨煞旁人：南京市一名正處級公務員在90年代末享受到了單位的最后一批分房福利。

　　除了房子和過節費，公務員的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也大大優于普通企業職工，這些隱性的福利并不會體現在公務員的工資單里，但于每個人的生活而言卻是能提供最大保障的部分。報道里的案例當然不能代表所有公務員的待遇，但是它反映了中國式的公務員現象。

八項規定對公務員的切實影響有多少?

　　2017年年底，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公務員的福利銳減，公務員的“哭窮”現象與日俱增。這些不上臺面的“隱性福利”對于公務員的收入影響可見一斑。

　　沒有了隱性收入，公務員的日子會有多“慘”?

　　“其實也遠沒有到官不聊生的境地。”《中國青年報》評論部主任曹林在新浪發表專欄文章，分析官員哭窮現象，指出評價是否到了“官不聊生”的程度，起碼有以下幾個參數：其一，官員群體出現辭職潮，不堪福利降低，不堪忍受嚴厲的約束，從而離開現在崗位。其二，公務員熱大大降溫。其三，真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一定會出現“官怕民”的現象。

　　以上現象都沒有發生，可見官員們的日子還是可以過下去的。

　　而《人民日報》則認為還是有人借反腐之名損傷了普通公務員的基本利益，以此給真正的反腐工作制造輿論壓力和阻力。黨媒于中秋節當天發表評論文章《反腐不是反職工福利》，引得眾多網友跟評“主流的聲音”。

　　無論是基層公務員的叫苦不迭，還是普通老百姓的拍手稱快，公務員的隱性福利在消減甚至絕跡。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方向的重點應是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規范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

　　衡“津貼”帶來的公務員之間的差距成了當務之急。

公眾為何盯住公務員的工資不放?

　　公眾不放過公務員公工資單，究其根本，還是因為公務員收入的不透明。

　　公務員的收入來自公眾的納稅，納稅人有權利知道他們的收入。

　　在“八項規定”逐漸消除公務員隱性福利的同時，高薪養廉的說法又開始見諸媒體。有人又開始辯論起在中國高薪能否養廉的老生常談話題。

　　“說到底，公務員工資改革，爭來爭去不是一個誰對誰錯的問題。”《鄭州晚報》9月11日發表評論文章《公務員工資改革怎樣改合適?》，透析改革的意義：如何通過公開透明的改革，祛除部分社會群體灰色想象的過程。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6月份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也同樣提到公開透明對于公務員工資改革的重要：公務員工資調整必須以深化改革為充分必要條件，必須做到規范有序、公開透明。

　　公務員的工資是高還是低，若是公開透明，民眾心里也會有桿明白秤。(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