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方管理學學術困境的原因

現代管理學作為一門經世致用的學科，從1911年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的出版以來，誕生已經超過百年。在現代管理學在誕生之初，管理學的先驅巨擘，比如管理科學學派創始人“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管理過程學派創始人“現代經營管理之父”法約爾，社會系統學派的創始人“現代管理理論之父”巴納德等，本身就是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管理者。那個時代的管理學研究者和管理實踐者是一體的，管理學的價值取向也比較單純，就是有效的指導管理實踐。但隨著管理學的發展，管理學的研究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依靠其他傳統學科，比如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數學等的支撐，管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合法性遭到了極大的質疑。同時，管理學研究者的也開始日漸分化，管理學研究者和管理的實踐者開始出現了明顯分野。主體的分化導致了關注點的分化，原本應該“經世致用”的管理學研究者們，從其他相關學科借鑒了大量的概念、東方管理學的困境與出路陳敬宇胡祖光框架和方法后，卻開始埋頭于完美的科學體系的構建，

反而對實踐中管理者關注的現實問題漠不關心了。管理學研究到底應該更多的指導管理實踐，還是應該去爭取其“學科合法性”使之真正的發展成一門“科學”，成為了難以調和的內在價值矛盾。如今，隨著中國學術體制越來越向美國靠攏，中國管理學“學術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高水的學術期刊基本都是以實證主義為主導的話語模式的，其研究成果實際上更多地反映了知識生產者的偏好，是學科爭取合法性的見證和結果，而不是體現了管理實踐發展的結果146。在這樣的背景下，不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東方管理學在學術界不受重視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如果東方管理學如果僅僅是因為管理學價值取向問題而不受學術界重視，倒也不是什么大問題，畢竟，在美國被實務界奉為圭臬的經驗主義學派也不被主流學術界重視。可是，東方管理學在發展過程中，自身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明顯制約了東方管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定位不清，對東方管理學處于什么發展階段認識不明。

二、東方管理學的定位

關于東方管理學的定位問題，本文作者之一的胡祖光教授早在1995《東方管理學及其在管理理論連續譜中的地位》一文就做了討論，胡教授從學科發展史的歷時性角度，提出了以物為中心、以組織為中心和以人為中心三個周期循環的連續譜。認為，東方管理學應該處于連續譜的最右端，即東方管理學主要是以管理中的“人”為研究對象的管理理論(包括一部分的組織管理理論)。進一步，從管理者必須抓好的事物出發，將東方管理學納入了一個有意義的分類結構中，并命名為“管理要務學派”。胡祖光教授的東方管理學實際上是為了彌補了西方管理學的不足，提出的一種更適合中國國情的管理學“學派”，并沒有革新西方管理學“范式”的想法。應該說，這個定位是相當清晰的。不過，在東方管理學的發展中，許多學者的步子邁的太大，認為東方管理學是一種可以更新西方管理學的“新范式”，試圖一舉替代西方管理學的統治地位，這種對東方管理學的過度夸大，導致了管理學者尤其是青年管理學者對東方管理學莫衷一是，反而對東方管理學的建設不利。要想對東方管理學進行更清晰的定位，我們還是必須回到“管理學是什么”這個元問題上。對于這個問題，學者們一般有四種觀點：1、管理學是對常識的精煉；2、管理是一種職業，管理學是一種職業教育學科；3、管理學是一門研究性和學術性學科；4、管理學是科學。實際上，這四種觀點恰好是管理學學科的發展歷程的四個階段：從經驗常識的精煉發展為一門職業教育和研究性學科，最后轉變為科學149。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認為東方管理學目前應該處于經驗常識的精煉到職業教育的階段上，還沒有完全的進入研究性和學術性學科的階段。應該說，東方管理學作為經驗常識的精煉，已經基本建立起了一個合理的分類學結構，比如，《東方管理學13篇》就是通過梳理東方管理中的格言警句和管理案例，對中國管理的經驗常識做了系統的歸納和整理，彌補了管理過程學派忽視管理者自身修養、教化責任的缺陷，以管理者所必須從事的事務為劃分標準，建立了東方管理要務學派。目的就是為了更加符合中國管理管理實踐，更加有效的指導中國的管理實踐。管理學作為職業教育學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使大多數學習者能夠很快的學會其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然而，經理人是很難記住和使用他們所難以理解的管理學原理的。而用名言警句表達的東方管理學原理精煉優美，而且符合中國人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經歷，在內容相似的情況下，中國管理學習者對東方管理學原理和中國管理案例的理解領悟水都會高于西方的同類管理理論和案例。按照信息經濟學的“信息接受成本”概念，我們認為，東方管理學作為管理學職業教育來說，比其同類型的西方管理理論具有信息接受成本更低的優勢，更容易的被中國管理者所學習和掌握。這是目前東方管理學管理要務學派的最大貢獻之一，也是《東方管理學13篇》在實務界引起的反響更大的原因。

但是，東方管理學起步較晚，許多概念，原理并沒有完全厘清，而且缺乏與之配套的研究方法體系，還沒有真正進入研究性和學術性學科的階段，只是在一些具體管理問題上，按照東方傳統管理價值觀做了一些嘗試。比如，胡祖光教授遵循“無為而治”的管理，在定量考核目標領域中發展出了聯合確定基數法，對西方的委托代理理論做了改進，應用于實踐中，效果非常顯著。但總體而言，東方管理學還遠遠沒有發展成研究性和學術性的學科，更加不可能去革新西方管理學的“范式”，只能作為一種管理學派，對西方管理學的不足做出有益的補充和改進。

三、東方管理學的發展出路

如上所述，東方管理學目前還處于經驗常識的精煉和職業教育的管理學發展階段上，東方管理學就不僅僅是“東方管理學”，就是要真正以解決中國管理實踐問題作為出發點，而不是僅僅為了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試圖全面革新西方管理理論。東方管理學的研究者們當下的任務，不是急于追求東方管理學在主流管理學圈子中的學術合法性，也不是僅僅陶醉于博大精深的東方管理，而是要直面中國的管理實踐，揭示出中國管理模式的文化特殊性。首先，研究者們應該通過扎實的素材收集，認真的理論梳理，分清楚傳統管理所依據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實踐經驗的區別,將歷史經驗與現實經驗在產生條件、適用范圍等方面進行緊密對照，認真判斷當今時代變化和管理學的發展趨勢，挖掘和弘揚東方管理中的精華，去粗取精，發展出適合真正有實踐指導意義的東方管理學；其次，研究者們應該按照科學的體系整理出東方管理學研究框架，繼續發展作為職業教育的東方管理學，開發出與之配套的東方管理學研究方法，而不是試圖馬上將東方管理學發展成學術性研究學科；再次，東方管理學應該先具備費孝通所說的“文化自覺”,即真正對中國管理的背景文化有“自知之明”,對這種背景文化的發展的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并以此為基,了解西方文化及其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只有認清自己的文化、并且包容的理解所能夠接觸到的其他文化,東方管理研究才能真正超越“客位研究取向”西方管理理論,勾勒出中國管理理論建構的新思路。